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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的商事立法及民商分立模式研究
王丹

我国法学界对于如何处理民法与商法的关系、如何处理或建构我国商事立法模式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和分歧。论文通过对四种不同形态的商事立法模式的阐释，对我国商事立法模式抉择的争议进行了评析，主张我国应实行以《商法通则》为统率的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
如何处理民法与商法的关系，不仅直接关系到我国究竟要制定一部什么样的民法典，且直接涉及到我国商法体系与框架的建构，对于健全与完善市场经济的商法调整，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具体阐述四种不同形态的商事立法模式，任何一种形态的商事立法模式，无不反映了该国对民商法关系的基本认识及处理准则。因此，要准确界定民法与商法的关系，首先必须厘清世界各国最基本的商事立法模式，并以此作为比较研究和学习借鉴的基础。长期以来，在归纳概括世界各国的商事立法体例时，我国学者大都将其区分为“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两种模式从法典语义上考察，实际上当今世界各国对民事与商事关系的法律调整可以概括为四种不同形态的商事立法模式：一为民商分立，即除了制定统一的民法典外，还制定独立的商法典，采取此种立法模式的有法国、德国、日本等。二为民商合一，即制定民法典而没有商法典，在对传统商法内容的处理上，是将传统商法的内容融入民法典之中，即把商事主体、商事行为、商事代理、商事权利等归纳到民法典的相应各篇章中，如意大利民法典和瑞士债务法等。三为单行的商事法律，即制定民法典而没有商法典，在对传统商法内容的处理上，采用另行制定单行商事法律的模式，如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等，我国大陆及台湾等就采用这种立法模式。。四为别树一帜的英美法系商法，即没有独立的民法典，却有独立的商法典，且其商法的内容与实行民商分立制的大陆法系国家的商法亦迥然有别。
尽管采取民商分立制国家的商法对商事关系范围的确认广狭不一，但就其分则的内容而言，一般都包括公司、票据、海商、保险四大部分。公司法解决的是交易主体问题，票据法解决的是交易结算问题，保险法解决的是交易风险问题，海商法解决的是海上贸易问题。
这些内容虽与商有着密切的联系，却都不是商的本身。依“商”之字义，应为媒介财货交易的行为，其法律表现形式应为合同或契约。而民商分立国家的所谓商法不仅在分则中一般并不涉及合同问题，即使是在总则中也极少有关于合同的规定(商事活动或商行为的规定解决的是商的范围问题，而非合同问题)，合同关系均由民法调整，可见其商法的形式与内容并非名实相符。从民商分立制国家的立法实践看，基本上都是民法典制定在先，而商法典制定在后，这就决定了商法典不能重复民法典中已有的规定，而民法也无法将商法的内容融入其中。尽管二者之间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总体上看，其性质、功能与作用当属泾渭分明。当然，决定商法与民法的分离还有许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由于商法不同程度地反映着私法的公法化倾向，归根结底是由商法的对象和性质决定的。正是由于商法与民法的分离，才产生并形成了私法的二元结构。将民法典和商法典并存的私法体系称为“二元化私法体系” 所谓民商分立，其基本含义是指民法典与商法典自成体系，分别立法，各自调整社会经济关系中的民事关系与商事关系。二元化私法体系， 既是民商分立的结果，也是民商分立的表现。
民商分立体制具有四个特点：1.民法典与商法典并存。从国外立法来看，既有民法典先于商法典而立法的，也有商法典先于民法而立法的。但从中世纪末期欧洲大陆国家的情况看，商法法典化的起步一般要较民法为早。2.民法与商法的地位和效力不一样。通说认为：民法是普通私法，或者说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基本私法，而商法属于民法的特别法。因此，民法与商法的关系，是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民法的原则和精神适用于商法，但在对商事关系进行调整时，商法优先于民法而适用，即“凡商法典有规定的事项应适用商法典的有关规定，至于商法典没有规定的事项，则适用普通民法的规定”〔4〕。3.在司法管辖权方面， 民事案件由普通法院管辖，商事案件在一些国家归商事法院管辖。4.在民商分立的内容方面，民法典一般规定总则、权利主体、权利客体、法律行为、时效、债权、物权、亲属、继承等制度；而商法典一般没有民法典那样系统全面的总则，并主要规定商人、商事公司及隐名合伙、商行为、票据、海商、破产、商业裁判权等制度。从调整范围的角度看，人身非财产关系是民法典的重要内容，但商法基本上不予涉及。
对于我国商事立法究竟应当采用何种模式，自民国初至今，一直存有争议。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承认，特别是随着民法典的起草与制定，在学界也出现了关于商事立法模式的争论。对于商事立法模式的抉择，仍为分立与合一之争。为何会在近代私法体系中出现民商分立现象，对此学者们解释不一。其实，发掘民商分立的背景和根源，不难发现，与其他任何法律部门的产生和存在一样，商法的存在直接根源于其调整的特殊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存在。除此之外，历史传统和各种现实因素也是促成这一现象的不可缺少的条件。民商分立，既是当时社会经济关系的需要，也是立法者根据当时社会经济关系的特点构建近代私法体系的需要。商法的独立并不取决于有无法典，商法的功能与作用的发挥也并不以统一法典的存在为前提。我国立法机关对于商法的技术处理采用的是单行商事法律的模式。此种立法模式以客观需要、务实实用、灵活简便为原则，而不受合一与分立的影响。在这种立法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已经制定了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等最主要的商事法律，虽无独立的商法典，但商事法律已趋完善。有的分立论者以市场经济需要商法调整为由，论证制定独立商法典的必要，这实际上是陷入了一个理论误区。事实上是我国虽无独立的商法典，但并不欠缺对商事关系的法律调整，只不过这种调整是由单行的商事法律来担负和完成的。系统的、单行的商事法律同样可以起到独立法典的作用。鉴于传统商法的组成部分相互间缺乏内在的逻辑联系，制定独立的商法实际上只能是将业已颁行的单行商事法律整理汇编为法典，显然这种意义上的法典编纂实无必要。如果制定这样的法典，倒不如让它们仍然以单行商事法律的模式继续存在下去更显得顺理成章。
民商分立的观点是建立在实质商法主义的基础之上的，主张在我国应实行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所谓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是相对于形式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所衍生出来的概念。民商分立以制定独立商法典为其立论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民法与商法的彻底分立，而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则不以制定独立的商法典作为民商分立的基础，只是主张要承认商法的相对独立性，要促进我国商法的体系化进程，使之成为一个有特定的规范对象和适用范围的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民商分立的宗旨，是要使实质意义的商法自成体系、自成部门，反对以民法取代商法或以商法取代民法这样两个极端化的错误主张。民商分立以民法典和商法典的分立为显著标志，因此近代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典化成就对民商分立具有划时代的开拓性意义。民商分立现象是近代法典化运动的产物。商法不象民法那样存在发源于罗马法中的许多制度，而是具有不同于民事规范的许多独特规范，因而不能为民法典所取代。正因为这种“疏漏”，导致了商法典的建立及与民法典的分立，最终形成了近代法制史上的民商分立现象。民商分立的形成，由于主要取决于历史因素、法律传统和现实需要，加之尚不可能暴露出分立之后所产生的各种局限和弊端，因此在学术界几乎没有惊起波澜。但民商分立一旦成型构成一种现实的法律体制开始对社会发生作用，学术界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发现了问题，于是民商合流、私法统一的学术浪潮开始在西欧国家泛起。，现代意义上的民商分立已经超越了传统民商分立的范畴，即民商分立并不意味着需要制订一部宏篇巨制的商法典，传统商法典的老化、陈旧及其他弊端已属有目共睹。商法通过大量的商事单行法而存在是当代商事立法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民商分立的新形式。
由于民法的商事化，商法的民事化，已经使得民商法的关系愈加密切。所谓民法的商事化，商法的民事化，是指随着民事关系与商事关系的互相渗透或交融，民法规范吸收了许多商事法律规则和惯例，并将调整范围扩充到商事领域，与此相适应，由于商人特殊地位的消失，商法日益变成适用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商业交易的法律，从而使得商法规范具有民法规范的特征。民商法同属现代私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民商法同属私法范畴（尽管商法已经具有公法化特征），但民法与商法在其法律表现形式和作用范围方面仍各自具有独立性。我们强调民法与商法的相互渗透与同化，主要是表明两者的内容相互交叉和接近，两者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差别日益缩小，两者的功能日益趋同。但是，这并不是说民法与商法已融为一体，彼此不再独立存在。无论如何，民法在当代私法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动摇的。虽然民法已经日益商事化，但商事化后的民法将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和适应性，而不可能变成商法。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民法在充实了现代商事关系的规范后将变得更顺应时代的需要，对现代经济关系的调整将释放出更强大的能量。为积极倡导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论，首先必须实事求是地坚持商法的独立性。，私法二元结构的生成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商法相对独立的基础。渊源于贸易本位的交易效率价值、交易安全价值和交易公平价值等，是商法特有的价值观和价值基础。作为商法调整对象的“商”，其本质是资本谋求价值增殖的活动，资本的运动使商具有了营利性和经营性特征，从而构成了商法有别于民法的调整对象。，商事交易具有区别于民事交易的巨大差异，表现在交易主体从自然人到公司，交易客体从特定物到种类物，交易目的从对标的物的实际利用到转卖营利，交易过程从“为买而卖”到“为卖而买”，交易对价从等价到不等价，交易链由短到长，交易特点从随机性到营业性，交易条件从任意到定型。商事交易所表现出来的与民事交易不同的特点，蕴涵着商法与民法截然不同的理念，并要求用商法规范予以特殊保护。在“私法二元化”的结构下，商法的独立性应当得到起码的承认和尊重，任何企图以民法取代商法的观点，都是对“私法二元化”结构的人为破坏，“私法一元化”无力完成对市场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在强调商法独立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商法与民法之间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重蹈“民法商法化”之覆辙。
其次，坚持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还必须勇于进行模式创新和制度创新，为适应对统一市场的法律调整，应当适时地提出制定《商法通则》(或《商事通则》)的立法建议，以实现商法对统一市场的全面规制，并实现商法体系自身的健全与完善。
我国采用单行商事法律的立法模式，虽然有灵活、务实、简便等优点，但由于缺乏总则的统率，难收纲举目张之效，使单行商事法律变成了孤立、单一的法律，不能形成商法内在应有的体系，这显然不利于对我国市场经济关系的统一规制，亦无助于对单行商事法律原则、制度、规则的统一理解，更不利于对单行商事法律的贯彻实施。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部商法典在世界法制史上可以产生象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那样的划时代意义和影响力、震撼力。商法的民事化，正好反映了商法规范被民法所同化和吸纳的趋势。事实证明，要在民法典之外进行成功的商法典编纂近似于天方夜谭。特别是在商法规范大量脱离传统商法典而独立存在，或新的商法规范在不依赖于商法典而纷纷涌现的情况下，编纂独立的商法典已显得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在构建我国的民商立法体系时，既不能模仿传统的民商分立体制，也不能一概借鉴传统的民商合一体制。这就是说，一方面，制订一部单独的商法典的思路不宜采纳；另一方面，否认商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或以民法取代商法的作法同样不妥。此种状态下的商事法律，有如一个人只有四肢躯干而没有头脑，无法通过头脑的指令来驱使四肢的自如运动。意图通过制定民法典来解决商法欠缺总则的问题，只是部分学者的一厢情愿，事实上起草中的民法典不仅不可能囊括商法分则的内容，也不可能包容商法总则的全部内容。囿于自身性质的局限，民法的内容不可能无限膨胀，更不可能取代商法而形成“私法的一元化”局面。如果不顾及民法自身的属性，让民法典涵盖了商法总则的全部内容，那就势必造成民法的异化，使民法典变得不伦不类。据此，解决单行商事法律缺少总则统率的问题不能寄希望于民法，必须靠商法自身的健全与完善。就我国商事立法的现状分析，由于长期以来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分别管理，加之国内市场的多头管理，导致政出多门，立法多头，与统一市场、统一规制的市场经济的法制要求极不适应。同时，由于商事立法缺少系统性和前瞻性，致使商事法律、法规杂乱无章，缺乏统率，不成体系。此种状况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否则必将误商误民误国。商务部的成立，一方面标志着我国政府顺应时代潮流、统一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决心，另一方面，也预示着我国的商事活动将进一步与世界接轨。这就要求首先必须统一法制，因为只有统一法制才可能统一市场。真诚地期待着新组建的商务部能够协助国家的立法机关担当起统一商事法制的神圣使命，当务之急就是要研究并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私法体系，应当以民法作为基本私法，以具有部门法性质的单行民法、单行商法作为主干，以众多的民事、商事特别法作为辅助而构建（对此，笔者将另文探讨）。当前，我们所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应当及时制订统一的民法典，进一步制订和完善各种单行的民事、商事立法，早日形成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统一而严谨的私法体系。论证《商法通则》的制定，尽快改变商事法律群龙无首的局面，为统一商事法制奠定基础。





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政府


宁波市统计管理办法

政府令161号


　　《宁波市统计管理办法》已经2008年11月28日市政府第44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9年2月10日起施行。　　　　　　　

　　　　　　　　　　　　　　　　　　二○○九年一月四日

　　宁波市统计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统计工作的管理和监督，保障统计资料的准确性、及时性和服务的有效性，发挥统计在服务科学发展中、服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和服务于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个体工商户等统计调查对象（以下统称统计调查对象）、专业社会统计调查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公民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以下统称政府统计机构)是本行政区域内统计工作的主管部门，组织领导和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统计工作，依法统一监管专业社会统计调查组织和各项社会统计调查活动。

　　第四条 开展统计工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运用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保障统计资料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统计制度的规定，提供客观、真实的统计资料，准确、及时完成统计工作，保守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以及私人家庭的单项调查资料。

　　第二章 统计组织和人员

　　第五条 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以及行业管理机构，应当明确承担统计任务的职责，落实依法统计的机构和人员，承担相应的责任，负责做好统计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统计工作的需要，设置专职的或者兼职的统计员。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当指定专人负责统计工作。

　　第六条 非政府设立的专业社会统计调查组织可以接受服务外包，依法开展相应的统计调查工作。

　　专业社会统计调查组织开展统计调查工作，应当遵守相关法律规定，不得利用统计调查窃取国家秘密、侵犯他人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进行欺诈活动。

　　第七条　专业社会统计调查组织依法接受服务外包，开展相应的统计调查工作，有关部门应当给予扶持、鼓励并依法进行监管。

　　第八条 从事统计工作的人员必须取得统计从业资格，持有统计从业资格证书，定期接受统计继续教育。

　　第三章 行政服务和监管

　　第九条 政府统计机构应当加强对部门、行业管理机构、专业社会统计调查组织、统计工作人员的统计业务指导，开展统计继续教育，提高其统计业务素质。

　　政府统计机构应当及时研究解决统计工作中出现的具有共性的问题。

　　第十条 政府统计机构应当加强对统计指标体系的科学研究，改进统计调查方法，加强统计信息处理等技术建设，提高统计资料的科学性、真实性和及时性。

　　第十一条 政府统计机构应当依法做好统计数据资料的使用工作，定期向社会公布综合性统计数据，及时向政府、部门和行业管理机构提供所需的综合性统计数据，不断提高统计服务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属于国家秘密的统计资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的规定提供和公布；属于私人、家庭的单项统计资料，非经本人同意，不得泄露。

　　第十二条 政府统计机构应当建立统计工作检查制度，定期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统计工作进行检查，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组织专项检查。

　　第十三条 对专业社会统计调查组织接受服务外包、开展统计调查工作的情况，政府统计机构应当加强监督检查。

　　专业社会统计调查组织在接受服务外包、开展统计调查工作中有违法行为的，政府统计机构应当及时责令改正并依法查处；发包单位可根据服务外包协议，要求其承担相应责任。

　　第四章 统计业务管理

　　第十四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组织等基本统计单位，应当在依法设立或变更后30日内，到当地县级以上政府统计机构办理统计登记或变更手续。

　　工商、民政、机构编制、质监等部门以及行业管理机构应当将基本统计单位的设立、变更、撤销、编制、组织机构代码等统计资料，定期提供给同级政府统计机构，并协助政府统计机构做好基本统计单位的清查、登记工作。

　　第十五条 统计调查对象应当依法承担统计调查的责任。自组织调查统计的，应自觉接受政府统计机构以普查、抽样调查、重点调查、全面定期统计报表等不同调查方法进行的统计调查，按时领取、报送统计报表，如实提供统计资料，不得虚报、瞒报、拒报、迟报，不得伪造、篡改。；实行统计业务服务外包的，应负责任地督促服务外包承包方完成政府统计机构下达地统计任务，并确保其质量。

　　第十六条 国家机关、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经授权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企业集团、人民团体和协会，可以确定与其管理职能范围相适应的统计调查项目（以下统称部门统计调查）。

　　部门统计调查确定以本部门管辖系统外单位为对象的统计调查项目，必须报同级政府统计机构批准，确定以本部门管辖系统内单位为对象的统计调查项目，必须报同级政府统计机构备案。

　　第十七条 政府统计机构对送审的统计调查表应当进行审查。对符合规定的，应当及时予以批准。

　　未经审批、备案或者超过有效期的统计调查表，被调查对象有权拒绝接受调查，政府统计机构有权废止。

　　第十八条　统计管理实行所在地统计方法制度，由所在地县（市）区政府统计机构对本行政区域范围内的统计调查对象依法行使统计职能。

　　所在地管辖不明或按所在地统计方法进行统计确有不便的统计调查对象，由市级政府统计机构指定报送。

　　第十九条 政府统计机构应当推进统计计算机联网直报系统建设。符合规定的统计调查对象应当按照统计制度规定的内容和时间联网报送统计资料。

　　第二十条 定期报送统计资料的统计调查对象应有统计台帐、原始统计记录及相关资料证实其上报统计资料的真实性。

　　统计台帐、原始统计记录及相关资料3年内不得销毁。

　　第二十一条 政府有关部门以及行业管理机构，向上级主管部门报送属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资料时，应当同时抄送同级政府统计机构。

　　第二十二条 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以及各部门进行工作考核、表彰和奖励，对企业资质认定、大中型企业划型等事项涉及统计资料的，应当以同级政府统计机构提供或者核实的统计资料为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三条 市和县(市)区政府统计机构依法查处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统计违法行为。

　　政府统计机构可以委托所属社会经济调查机构，依法查处本行政区域内的统计违法行为。

　　第二十四条 基本统计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未按规定办理登记或变更手续的，由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对企业事业组织给予警告，可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给予通报批评。

　　第二十五条 企业事业组织、个体工商户有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的，由政府统计机构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并可按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数据，数额占应报数额10%以下的，对企业事业组织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体工商户处1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数额占应报数额10%以上20%以下的，对企业事业组织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体工商户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数额占应报数额20%以上的，对企业事业组织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体工商户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拒报、屡次迟报统计资料的，对企业事业组织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体工商户处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对企业事业组织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体工商户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 企业事业组织、个体工商户在接受统计检查时，拒绝提供情况、提供虚假情况或者转移、隐匿、毁弃原始统计记录、统计台帐、统计报表以及与统计有关的其他资料的，由政府统计机构予以警告，对企业事业组织可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体工商户可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七条 专业社会统计调查组织利用统计调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进行欺诈活动的，由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3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一）受他人强令、授意、指使有统计违法行为的；

　　（二）配合执法机关查处统计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三）主动交代统计违法事实并及时纠正的；

　　（四）处罚决定告知后，及时作出书面检讨并纠正违法行为的；

　　（五）揭发他人统计违法行为，经查证属实的；

　　（六）其他应当依法从轻处罚或者减轻处罚的。

　　第二十九条 政府统计机构以及统计执法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由其所在单位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政府统计机构以及统计执法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

　　第三十条　行政管理相对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2009年2月10日起施行。2004年8月4日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宁波市统计管理办法》（市人民政府令第123号）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