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市鼓励技术出口若干规定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17 21:19:53 浏览:9984
来源:法律资料网
沈阳市鼓励技术出口若干规定
辽宁省沈阳市人民政府
沈阳市鼓励技术出口若干规定
市政府[1997]第33号令
第一条 为进一步开拓国外技术贸易市场，优化出口商品结构，鼓励技术出口，促进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技术出口，是指在我市行政区域内除三资企业外的所有企业、事业单位，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团体或个人，通过贸易或经济技术合作途径(不含对外经济技术援助项目和政府间科技合作项目的科技交流)，向我国境外进行的专利权或其他工业产权的转让或许可，以
及专有技术的转让、许可和成套设备、生产线、关键设备及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
第三条 列入市技术出口计划项目单位享受下列优惠待遇：
(一)技术出口项目的出口所得收入免征当年所得税。技术出口项目经市科委审批列入计划后，凭市外经贸委出具的《技术出口合同批准证书》和市年度技术出口计划到市地税局办理免税手续。
技术出口增值税退税部分优先于其它出口商品的退税。
(二)经市科委审查批准的技术出口项目，有关银行对开户企业凭市年度技术出口计划，予以优先贷款支持。
(三)对需要信贷投资较大的大型技术出口项目，项目单位提出贷款要求后，市外经贸委和市科委应分别汇总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技术成套设备出口的卖方和买方信贷，对于国家下达的贷款规模，有关银行应支持技术出口项目贷款，项目单位要设立专户管好用好贷款，并按还款计划及时
还款。
(四)市外贸发展基金的一部分用于鼓励技术出口，对申请外贸发展基金的技术出口项目，经审查批准后，可优先使用。
(五)技术出口单位凭市技术出口计划和技术出口合同批准证书，可从本单位技术出口创汇(折人民币)收入中提取3%，用于奖励本单位技术出口有贡献的人员，税前扣除。
第四条 市技术出口示范基地、示范企业及技术出口示范项目在享受本规定的优惠待遇的同时，经市科委批准还可享受增值税退还部分的45%用于技术出口的示范建设工作。
第五条 建立技术出口发展基金，三年内市财政根据财力情况安排一定资金作为技术出口发展基金，实行有偿使用，用于技术出口计划项目实施和项目信息的整理，开拓国际技术贸易市场，组织对外技术贸易推销所需费用以及奖励市内开展技术出口成绩突出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基金的?
咛迨褂霉芾戆旆ǎ墒型饩澄⑹锌莆⑹胁普至硇兄贫?。
第六条 技术出口免征的所得税的60%，应主要用于本单位的技术开发，购置有关仪器设备，扩大技术出口，开发国际市场，申请国外专利保护和执行合同等，其余40%列入市技术出口发展基金。
第七条 对出口创汇年收入实现三十万美元以上的单位，可申请出口自营权。鼓励连年出口创汇单位到境外设立驻外办事机构或代理人。
第八条 技术出口的日常管理和有关审批手续，仍按国家、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九条 本规定在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和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规定自一九九八年一月一日起施行。《沈阳市鼓励技术出口若干规定》(沈政发〔1989〕43号)即行废止。
1997年11月6日
论受贿罪的共犯
刘俊芳
（南京化工职业技术学院社会科学部）
摘要：非特殊身份人员能够构成受贿罪的共犯。作为受贿罪共犯的形式之一，国家工作人员的家属构成受贿罪共犯是有严格界限的。
关键词：非特殊身份人员 受贿罪 共犯
Summary Nowadays ,people have fixed their eyes on the corruption. The body of ribery is special status , non-particular status can ’t consist of it . The people of on-particular status can constitute the accomplice of bribery ,but can ‘ t constitute the common executive offence of bribery .There have the major form in the accomplice of bribery .It have strict limitation that retired national official and national official ‘s kinsfolk consist of the accomplice of bribery .
Keywords non-particular status bribery accomplice
一、非特殊身份人员能否构成受贿罪的共犯
从我国刑法的规定来看，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必须符合下列条件：（1）、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非国家工作人员不能构成本罪主体。（2）、主观方面是故意行为，过失行为不能构成。（3）、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4）、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受贿罪的主体和客观方面的特征决定了它是身份犯。所谓身份犯，是指法律规定的以行为人在行为时所具有的特定身份为定罪要件或法定量刑情节的犯罪。受贿罪的身份犯显然是定罪要件。它不同与其他一般主体构成的犯罪。它以国家工作人员作为特殊主体，非国家工作人员不能构成受贿罪。
在受贿罪的共同犯罪中，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利用职务之便，实施受贿行为。成立受贿的共犯，是毋庸质疑的；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构成受贿的共犯，即身份犯与无身份犯能否构成只有特殊主体资格才能构成的共同犯罪，理论界有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观点认为，非特殊身份人员不能构成受贿罪的共犯。法律依据是全国人大常委会1988年1月21日《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补充规定》第四条第二款规定：“与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的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互相勾结，伙同受贿的，以共犯论处”。在本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与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的工作人员或者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相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而1997年刑法中却只保留了内外勾结的贪污罪共犯，即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款：“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实际上等于取消了《补充规定》对受贿罪共犯的规定。本着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应该认定无身份犯不能构成受贿罪共犯。
第二种观点认为。1997年刑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无身份犯能否构成受贿罪共犯的问题，但在刑法分则无特别规定时，应适用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这是总则和分则的关系所决定的。参照共同犯罪的有关规定和分则中关于贪污罪共犯的规定，对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相勾结，伙同受贿的，仍应以受贿罪的共犯追究其刑事责任。
我比较同意第二种观点。除上述理由外，还有以下依据：
1、刑法具有保护社会秩序的价值取向。《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款表明非国家工作人员可以成为贪污罪的共犯。2000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行为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共同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以贪污罪共犯论处。”以上法律条文与司法解释都贯穿了这一原则。某些犯罪即使在单独犯罪中只能由特殊主体构成，但在共同犯罪时也可以由无身份犯的普通主体构成。这表明了刑法在对特殊主体以外的其他社会成员个人自由和保护社会秩序二者之间，选择了后者。[1]例如1998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挪用公款给他人使用，使用人与挪用人共谋，指使或者参与策划取得挪用款的，以挪用公款罪的共犯定罪处罚。”从这一司法解释，亦可以显见刑法的价值取向：保护社会秩序。无身份的社会人员可以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共犯。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和受贿罪同属贪污贿赂罪的内容。因此，在共同的价值取向下，无身份的人也可以构成受贿罪的共犯。
2、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款的内容属于注意规定，而非法定拟制。[2] 对贪污共犯的注意规定只是为了防止司法机关的误判。因为贪污罪包含了利用职务之便的侵吞、窃取、骗取或者其他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无身份犯与身份犯相勾结，伙同贪污时，无身份犯的行为也符合侵占罪、盗窃罪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这个注意规定，是为了防止司法人员将贪污共犯认定为侵占、盗窃、诈骗等罪。刑法对受贿罪取消注意规定，是因为基本上不存在将受贿罪共犯认定为其他犯罪的问题。因而没有提醒的必要。刑法具有简洁性的要求，只会把容易产生误解的内容作出注意规定，其他情况既是省略。总不能因为受贿罪中无此注意规定，就认为无身份犯不构成受贿罪的共犯，这是对法律条文的误解。也对司法实践有相当大的消极影响，不利于反腐倡廉工作的开展。近期的司法判例如2000年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审理的成克杰受贿案中，李平本人系香港商人，假如依第一种观点，成克杰定受贿罪，李平就定不了，显然放纵了犯罪。
3、刑法理论中混合主体共同犯罪的概念，也支持了无身份犯可以成为受贿罪共犯的观点。所谓“混合主体共同犯罪”即指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受贿罪的共犯行为就是这类犯罪。混合主体共同犯罪强调的是，虽然二人以上共同受贿罪不要求所有的共同受贿犯罪人均具有特定身份，但至少要有一人是有特殊身份，即国家工作人员。它是有身份者行为与无身份者行为的有机统一。若没有特殊身份的存在，就不可能有利用职务上便利这一行为的发展，也就不成立受贿罪。至于其他人员虽不具备特殊身份，但符合共同犯罪要件，只是由于其中一人的身份，并实施了侵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由此构成了受贿罪的共犯。
二、受贿罪共犯的主要形式
国家工作人员之间互相勾结、伙同受贿，这种情况构成要件清楚，不必细述。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互相勾结、伙同受贿，是比较复杂的情况。我在此仅针对典型形式之一：国家工作人员与家属能否构成受贿罪共犯进行研究。
当前，贿赂手段越来越隐蔽。国家工作人员为了逃避法律的追究，许多情况下并不亲自接受财物，而是由其家属出面，收受财物。这种情况下的家属到底可否构成受贿罪的共犯。我认为，应该谨慎处理，不能一概而论。要注意到家属与国家工作人员的特殊关系，家属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生活，客观上帮助国家工作人员接受财物，即使是明知的，并有接受贿赂的共同故意行为，光凭这些是不能定罪的。只有当家属是积极地参与，并且帮助的情节非常严重，[3] 才能定罪。具体表现如下：（1）、家属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商议、策划，由家属传递信息、勾结关系、接纳财物、甚至事后转移赃物，毁灭罪证，掩饰罪行等。[4] 这时，家属构成了受贿罪共犯的帮助犯，是从犯，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2）、家属不时的诱导、劝说、催促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财物，国家工作人员在其教唆下产生了受贿犯罪的意图，并实施了受贿行为。这里，家属构成了受贿罪共犯的教唆犯，应承当从犯的次要刑事责任。也就是说，家属仅有代为接受财物行为或者明知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了贿赂，而与其共享等行为，是不能构成受贿罪共犯的。否则，就扩大了打击面。恐怕一罚国家工作人员，就必罚家属。明显超出了刑法中受贿罪的惩罚目的。
注释：
[1]杨兴培、何萍：《非特殊身份人员能否构成贪污罪的共犯》，载《刑事法学》2002年第3期第75页
[2]张明楷：《非国家工作人员伙同受贿的共犯认定》载《检察日报》2001年11月1日第3版
[3]谢甫成、牛建平《受贿罪认定中值得探讨的几个问题》载《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4]刘光显、张泗汉主编《贪污贿赂罪的认定与处理》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
参考书目：
*刘光显、张泗汉主编《贪污贿赂罪的认定与处理》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
*刘家琛主编《刑法分则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人民法院出版社
*于建伟主编《新编刑事法律适用手册》中国检察出版社
关于国际海事组织经修正的《197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修正案生效的公告
交通运输部
关于国际海事组织经修正的《197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修正案生效的公告
交通运输部公告2012年53号
国际海事组织海上安全委员会第89届会议于2011年5月20日以第MSC.317(20)号决议通过了经修正的《197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下称《安全公约》）修正案。根据《安全公约》第VIII(b)(vi)(2)(bb)条和第VIII(b)(vii)(2)条的规定，上述修正案已于2012年7月1日被视为默认接受，并将于2013年1月1日生效。
我国是《安全公约》的缔约国，在上述修正案通过后未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因此修正案对我国具有约束力。现将修正案的中文本予以公告，请遵照执行。
附件：第MSC.317(89)号决议中文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章）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第MSC.317(89)号决议
（2011年5月20日通过）
通过经修正的《197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修正案
海上安全委员会，
忆及《国际海事组织公约》第28(b)条关于本委员会的职能，
进一步忆及《197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安全公约》）（以下称“本公约”）第VIII(b)条关于除第I章规定外本公约附则适用的修正程序，
在其第89届会议上审议了按本公约第VIII(b)(i)条提出和散发的本公约修正案，
1. 按照本公约第VIII(b)(iv)条，通过本公约的修正案，其文本载于本决议附件；
2. 按照本公约第VIII(b)(vi)(2)(bb)条，决定该修正案于2012年7月1日须视为被接受，除非在此日期之前，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本公约缔约国政府或拥有商船合计吨位不少于世界商船总吨位50%的缔约国政府通知其反对该修正案；
3. 请《安全公约》各缔约国政府注意，按照本公约第VIII(b)(vii)(2)条，该修正案须在按上述第2段被接受后，于2013年1月1日生效；
4. 要求秘书长遵照本公约第VIII(b)(v)条，将本决议及其附件中的修正案文本的核证无误副本发送给所有本公约缔约国政府；
5. 进一步要求秘书长将本决议及其附件的副本发送给非本公约缔约国的本组织会员国。
附 件
经修正的《197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修正案
第III章 救生设备和装置
第1条 － 适用范围
在现有第4款后新增如下第5款：
“5 尽管有第4.2款的要求，对所有船舶，在不迟于2014年7月1日以后第一个计划的干坞期，但不迟于2019年7月1日，其不符合《国际救生设备规则》第4.4.7.6.4至 4.4.7.6.6款要求的救生艇承载释放装置须更换为符合该规则的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