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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案情
任某系某村村委会会计，2005年3月因该区修建环城公路征用该村村民王某某土地，并由该区国土资源局赔偿王某某土地补偿款10余万元。2005年8月该款从该区国土资源局转到该村村委财务账上后，任某利用职务之便，在向王某某办理支付该土地补偿款过程中，擅自挪用4万元用于偿还个人债务和为其在济南市承包的工程准备资金，因资金不足又再次挪用1万元。2007年3月在村干部和王某某的再三催要下，任某在王某某的住处给其补写了一张借款5万元的借条以掩盖挪用的事实，挪用的款项至2007年12月案发时一直未还。期间，王某某也并未在土地补偿款的领取凭证上签字认可。
二、分歧意见
对于案例中任某的行为是否是挪用公款行为、是否应以挪用公款罪追究刑事责任存在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任某与王某某之间属于借贷纠纷，其行为不构成挪用公款罪。虽然任某在其先前行为即其挪用征地款时王某某并不知晓，但在村干部和王某某的催要下，任某向王某某出具了借条，与王某某之间的纠纷有借条为证，说明王某某已经认可了任某的这种行为，所以任某与王某某之间应属于一种财产纠纷，从法律上讲任某仅应承担的是民事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任某挪用征地补偿款的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书写借条的时间为分隔点。在第一阶段任某利用职务便利挪用土地补偿款，时间一年有余，已达到挪用公款罪成立的期间，结合法律规定的其他要件，应当认定在第一阶段任某已经构成挪用公款罪。出具借条后的阶段可以作为第二阶段，因为王某某已经收到任某出具的借条，对这笔借款已经予以认可，因此认为任某的行为已经不再构成挪用公款罪，而可以转化成民间的借贷关系。
第三种意见认为：任某的行为与王某某之间并无联系，其行为应当构成挪用公款罪。任某担任村民委员会会计属于基层组织人员，其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管理过程中，利用职务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数额较大，其行为已经构成挪用公款罪。任某在挪用公款被发现后，迫于压力向王某某出具借条的行为并不能改变其挪用公款的性质。
三、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理由如下：
第一，借条不能成为任某逃避刑事责任的“挡箭牌”。任某在其协助人民政府管理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过程中，擅自动用自己在职务上主管、经手或管理的财物，挪用数额较大的公款，既有侵犯财产关系的性质，又有渎职的性质。任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用于经营活动，在未被发觉之时一直不予归还，而在其挪用土地征用补偿款两年之后，迫于压力出具了借条，但这并不能改变任某挪用公款的本质。首先，挪用公款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条件实施的，而借用公款则不存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问题，应当是债权人与债务人达成的合意的结果。而在本案中，任某是利用其经手管理土地补偿款的便利擅自将公款挪用用于营利活动的。其次，挪用公款一般是行为人不经合法批准擅自动用公款，公款所有者不明公款被非法动用的真相；而借用公款则是根据正当的理由或用途，经申请或协商取得公款所有者的同意。而本案中，任某挪用公款之际并无人知晓，其后出具的借条并不能将其这一行为合法化。挪用和借用在理论上很好区分，但实践中的情况却往往是错综复杂的，需要察微析疑，明辨是非。
第二，任某挪用的土地征用补偿费用属于其代人民政府管理的，而土地补偿费用在未向土地被征用人补偿前并不能必然区分出此笔款是属于哪一土地被征用人所有，此土地补偿费应当属于由村委帮助人民政府代为管理的土地征用补偿费，属于公款的范畴，所以其在事情败露后向土地被征用人出具“借条”的行为亦不影响任某挪用公款的行为性质。
第三，任某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挪用公款罪的犯罪主体要求。任某作为村委会会计，协助人民政府管理土地征用补偿费用，根据2002年4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关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解释的第四项规定，任某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规定的行政管理工作时，应当属于基层组织人员依法从事公务的范围，应当依法认定其具有挪用公款罪的主体资格。
第四，在农村土地补偿领域的职务犯罪是当今改革开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由于土地补偿款多是由村干部负责管理和发放，所以此类犯罪的主体大多是村支书、村主任、村会计等村干部，其手段多是直接侵吞、虚报冒领、挪作其他用途等多种形式。由于这类犯罪直接涉及农村，涉及农民的切身利益，而由于土地补偿款的发放不公，激化干群矛盾，容易引起集体上访和各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产生不稳定因素，容易给当地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综上所述，本案中任某在村干部和王某某再三催要土地补偿款的情况下出具借条，因主观上不存在“借”款的意图，而“借条”也并非出借人自愿的产物，完全是用一纸“借条”支应王某某，其行为不符合民间借贷中“平等、自愿”的要件。同时，基于任某在出具借条之前擅自动用土地补偿款的行为已经构成挪用公款罪的要件，事后虽有“借条”加以掩盖，但其挪用公款的事实真相是否认不了的，其行为的性质也是无法改变的。所以，任某的行为完全符合挪用公款罪的构成要件，以挪用公款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体现了刑法的“罪刑相适应”的原则。而且在当前形势下，农村职务犯罪还处于多发时期，应当对农村土地补偿领域的职务犯罪予以充分的重视，关注民生，积极服务新农村建设。

洛阳市吉利区人民检察院　张杰
我看美国法律文化
—— 读《历史深处的忧虑》之感悟
长春铁路运输法院 林号兵

烟波浩渺的太平洋，阻断了绵绵延长的亚欧大陆和巍巍耸立的洛矶山。大洋的那一边就是遥远而又近切，陌生而又熟悉的美利坚。然而即使是在通信迅达的今天，我们对它的认识也极为有限。一株美国杉飘洋过海，经历了太平洋上的风暴，也只剩下一枝一叶。这些激起了我了解它的冲动。无意间翻读了“近距离看美国之二”《历史深处的忧虑》，忽然被那齿轮般紧密咬合的法律制度所震撼，不禁细细品味起来。
无疑，二百多年前创立这个国度的先驱们是一群旷世圣贤。他们从最贴近于人类本性的层面，从人类最朴素的欲望中提升出人类最永恒的诉求“人人生而平等”，并将此融入美国精神，又将它的实现定位于一个十分朴素而现实的高度。托马斯•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写到：“造物主赋予人类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他们认为：在诸多权利中，每个人独立的，排除外部干扰的自由和个人利益是最基本的，也是亘古不变的。为此，人们结为社会，组成国家。作为群体的社会和国家是为个体而存在的，公利是普遍的私利的结合。这迥异于我们所持的这种群体依个体存在的个体文化。比较而言，二者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发展逻辑：群体为个体存在叫群体服从于个体，个体依群体而存在则个体献身于群众；群体服从于个体则重个体进步，个体献身于群体则重群体发展；重个体进步而有公正，重群体发展而有效率；重公正而有民主，重效率而有专制，特殊的历史背景在美国先驱的心底深深地埋下了对专制的恐惧，从而导致了美国人对政府的极度不信任。
共同生活的人们秉持“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为了创造一个相互协调的共同自由而把平等原则制定为成员普遍遵守的契约。这种契约一部分成为各种社会观念，一部分通过国家机器上升为宪法以及其他法律。
这个法律形成的过程是异常艰辛的。
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不同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们发展水平的差异，处于不同发展状况的人们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利益，而利益的差别最终导致了相关契约具体内容的冲突。而在“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下，这种冲突是不允许通过一方吸收另一方或通过一个外部力量协调解决的。因为，“一方吸收另一方”只意味着个人利益被无理侵蚀而不是正当所有；“一个外部力量协调”意味着违背历史规律，恣意践踏基本原则。所以，“只有说服，没有压服”。说服不了时，就要在“人人生而平”的原则下，由一方做出暂时的妥协。美国就是在这一系列的妥协之下，维持着有一个稳定而循序渐进的进步。
与之对应的，是一些地区自身并没有形成与此种契约相应的认识基础，而是迫于一定压力不得不诞生一个法律。这种情况下，整个系统一开始就有着一种“违法的”强烈冲动，这种法的目标可以定的非常高远，可以非常漂亮，但一触及现实就会面目全非，最终不是被束之高阁，就是成为文明的挡箭牌。
除立法之外，在推进法制发展上，美国也很有独到之处。通过“司法挑战”创造里程碑式案例就是其中之一。所谓“司法挑战”就是一部分法律精英对现有法律的历史缺陷产生质疑，并将起带入司法程序，参照现有法律，在法理上往前推，进一步推出新的立法论据；与此同时引起新一轮的大众辩论，在争取多数民众认同的基础上，引起新的立法。“司法挑战”是在现有的体制内寻求社会改革的一种形式，作为一种手段，它是技术含量极高又极为先进的。
众所周知，美国人十分讲究实用，他们认为：推进社会进步仅寄希望于伟人是要落空的，因为这样的人物总有许多利益要顾及，又常常受到各个方面的牵制，反不如制定技术性规范和可操作的制度细节，然后严格遵守。同理，与其对法官进行职业道德的思想教育，不如设定一个程序性的监督机制，使其在判决违规时有所顾忌，以及有一个重新审核的机会。
虽然，我对美国法律制度的了解极为泛泛，但仍然可以感觉到他们努力创造一个制度。这个新制度的目的旨在追求当时最大意义上的公正。对待一个具体事件的处理，它的整个过程也尽可能对全体人民公开。也正因为如此，人们才能对一个尚不完善的制度仍然持有信心。如果有一个足以超越制度的，凌驾于其上的力量暗中操纵，那么，这个社会的整个基础和信心极易土崩瓦解乃至灰飞湮灭。这一点非常值得正处于法律体系建设阶段的我国思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