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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居民身份证法的立法瑕疵及修改建议

张 跃
（ 安徽蚌埠 233000 ）
内容提要：《居民身份证法》立法时机不够成熟，法律内容规定登记项目规定过窄，查验规定过于严格，缺乏科操作性，经费保障、公民身份号码的唯一性及信息的保护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应当修改完善《居民身份证法》，增加指纹信息等登记内容，修改查验规定，实行首次申领和期满换领免费制度，严格规范公民身份号码编制管理及增加一些细化的条文，便于操作等建议。
关键词：居民身份证法 瑕疵 修改 建议

2003年6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以下简称《身份证法》），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至今已经两年了。作为一部涉及十多亿人口，直接关系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法律，通过之日起，社会上给予了很高评价，寄于了厚望。从实施两年来的实际看，《身份证法》立法上并不成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有些已经影响了法律的实施，影响了公安机关工作，同时也影响了广大群众切身利益。
一、《身份证法》立法上存在问题与不足
（一）立法时机尚不成熟，导致法律没有能够得到有效实施，影响立法的严肃性。法律一经颁布实施就必须执行，这是法律国家意志性的重要体现，从实施法律严肃性的角度看，《身份证法》立法时机尚不成熟。虽说上世纪90年代便开始立法准备，直到2003年6月28日通过，2004年1月1日施行，即从2004年1月1日开始，居民身份证签发机关（公安机关）在为居民签发居民身份证时，就应当是《身份证法》规定式样的身份证（简称二代证）。虽说整个立法活动，历时近10年，应当说是较为完备了，但是由于受到技术、资金等方面因素的制约，在软件开发、系统建设信息采集、传输、制作等方面，公安机关尚未做好全面制发二代证的准备。2004年1月1日起，除个别省市实行了二代证试点外，全国绝大部分省市都在继续制制发原来式样的居民身份证（简称一代证）。而且时至今日，除京津沪渝及沿海的浙江、福建等经济较为发达省市外，全国大部分省区二代证制发工作尚未真正意义上开始，不少只是象征性的搞个首发式，目前尚有些省、区还没有完成制证中心建设①。就连北京、深圳等发达地区，也曾出现百万北京人身份证过期，不能如期换领“二代证”、深圳3000市民因名字冷僻无法办理“二代证”的尴尬。所以，严格意义上讲，《居民身份证法》没有得到真正实施。
(二)立法内容存在不足，限制了居民身份证的功能
1、关于身份证的登记项目规定过窄。《身份证法》第三条规定　居民身份证登记的项目包括：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常住户口所在地住址、公民身份号码、本人相片、证件的有效期和签发机关十项内容，其中除去证件有效期、签发机关与居民本身无关内容以及出生日期与公民身份号码重复内容，实际上有效信息只有七项，而且《居民身份证法》第三条规定再次规定了居民身份证的机读内容也仅限于上述内容。
2、《身份证法》关于户口迁移不换证的规定使得居民身份证失去许多使用功能。《身份证法》第十一条规定：公民办理常住户口迁移手续时，公安机关应当在居民身份证的机读项目中记载公民常住户口所在地住址变动的情况，并告知本人的规定。根据这一规定，居民在迁移户口时不需换领居民身份证，当然居民身份证的视读信息只能旧的信息。实际上，居民身份证的主要作用就是证明公民身份，这种证明当然是证明给他人看的，主要通过居民身份证的视读信息体现。 实际生活中，人们的许多经济、社会交往活动都离不开居民身份证，但是作为居民主要信息的居住地址产生变化，虽然在机读项目中进行了记载，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场合和大多数人来说，都难以及时获得这一变动信息，总不能要求大家都配备读卡器吧？况且如果读卡器被滥用，又会导致公民信息的泄漏。本来作此规定是“以方便群众，减轻群众负担” ②，但是实际上只会给群众带来更多不便，增加政府行政成本，增加社会负担。
3、关于可以查验居民身份证情形规定过于狭窄，缺乏操作性，且法律自身存在逻辑矛盾。《身份证法》对人民警察查验居民身份证的范围和程序做了十分严格的规定，仅限于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依法实施现场管制时、发生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突发事件时和法律规定需要查明身份的其他情形。
应当说，这些规定从出发，严格程序和范围对防止警察滥用权利，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干扰公民正常生活是必要的。但是，严格执行此规定必然产生两个后果：一是警察的大量违法查验；二是警察为保护自身而采取不作为，牺牲公共安全利益。因为在法律规定的四种情形中，依法实施现场管制时和发生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突发事件时相对很少，由法律明确规定需要查明身份的其他情形也很少，目前，规定可以查验居民身份证的法律仅有《戒严法》、《枪支管理法》和《国家安全法》三部。多数情况下，人民警察如果要查验一个公民的居民身份证就只能依据“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需要查明身份的”的这一规定。但是，这一规定又是很抽象、空泛的，有违法犯罪嫌疑是一种有罪推定，查谁谁就有违法犯罪嫌疑，带有一种歧视性，怎样状况下才可以被认为“有违法犯罪嫌疑”？对此认定是需要依据一定的证据，还是靠警察个人的经验和主管判断？ 比如，生活中最常见的公安机关在对公民进行暂住登记时，就必须查验其居民身份证，否则，暂住人口登记管理就失去任何意义；再如铁路公安机关经常再车站、列车上查验旅客居民身份证，发现抓获大量的逃犯，难道所有被查验的人都被怀疑有违法犯罪嫌疑？显然不是。《京华时报》报道的北京站民警检查身份证耗时过多致旅客误车，就是一典型例子。③
另外，《身份证法》自身在立法上也存逻辑矛盾之处。一方面，法律并不要求居民随身携带居民身份证，即公民没有携带证件的义务；另一方面，法律又规定人民警察有权查验公民居民身份证。警察查验没有携带居民身份证的公民，对公民而言是违法要求履行义务，同时公民也无法向警察证明自己身份。公民没有携带证件的义务，那么，公民有无权利拒绝警察的查验行为？在警察没有证据证明公民有违法犯罪嫌疑的情况下，警察如何处置？如此不仅浪费了公民的时间，同时也浪费的警力和时间，也浪费了大量的公共资源。
4、经费问题难以得到很好解决，阻碍了换发工作的进展，损害公安机关形象。《居民身份证法》第二十条规定，公民申请领取、换领、补领居民身份证，应当缴纳证件工本费。根据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核定的价格为首次换领每证20元。但是，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核定价格时，只考虑证件制作本身所需费用，实际上，制作证件从建设人口信息系统软硬件、建设制证所到人像采集、证件发放等等环节，都需要大量的经费投入。根据有关派出所计算，在办理二代证工作中，“派出所既要花钱雇工,又要贴上大量的耗材费用, 包括聘雇人员工资、制证的各类消耗材料和正常损耗等费用每一个证制作的前期费用和制证消耗费用每证6.50元” ④。根据财政部和公安部有关规定，换发“二代证”所需经费有各地财政负担，但是对于不少地方来说，财政都是“吃饭财政”，在人员工资都难以确保的情况下，地方财政一下拿出上百万、千万元甚至数千万元元来开展换发二代证工作显然是不现实的，经费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居民身份证法》实施的重要因素。从两年来的工作实际看，凡是财力好的省市工作进展就快，反之工作就严重落后，有的甚至形成滥收费热点。根据海南省价格举报中心统计的数字显示，2005年全省各级价格举报中心共受理各类价格举报、咨询案件中，二代证收费仅次于教育乱收费，高居第二位，“目前我省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换证收费，全省只有三亚、昌江等市县按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执行，其他市县除了按照国家规定向办理二代证居民收取工本费20元/张外，还擅自违规收取人像采集费和表格费，收费标准从40-65元/张不等，群众和社会对此反应强烈。” ⑤除此之外，还有收取照片打印费、邮政专递费等各种名目的收费，其核心一点就是地方财政困难，或者不愿投入，而作为具体执行部门的公安机关更是无能为力，只好采用违法违规收费，地方政府也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此，许多地方在工作中出现了 “人像采集费”、“贴表相片打印费”等巧立名目收费，不仅损害了是广大老百姓的利益，也损害公安机关和政府形象。
5、对居民身份信息的保密问题规范不明确，难以做到为社会公众服务与保护公民个人隐私的平衡。信息社会时代，社会资源的共享，是重要特征之一。人口信息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各部门应用系统的重要基础，对劳动就业、税收征管、个人信用、社会保障、人口普查、计划生育、打击犯罪等信息系统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部门来说，互通互联的人口信息，可以提高行政效率，堵塞诸多行政管理漏洞，降低行政成本；对公民而言，人口信息共享可以省去许多麻烦和不便，减少自己证明自己甚至无法证明自己的尴尬。基于此，公安部设立的“全国公民身份信息系统(NCIIS)”，方便社会公众。但是，根据《居民身份证法》第19条规定，公安机关无权提供公民信息，而且泄露公民个人信息，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应当负法律责任，因此，公安部提供收费查询有违法嫌疑。反之，居民身份信息如果不提供社会查询服务，那么其建设意义又大打折扣。
另一方面，在社会生活中，由于居民身份证的用途十分广泛，处理法律列举的之外，公民办理求职、购房、就医、存取款，购买电话、手机等等，都需要出示、登记公民的身份号码、居住地址等信息，多数单位和部门还要求交居民身份证复印件，而《居民身份证法》却没有对此作出应有的规范。这样，公民的个人信息就流散在各个部门，有的甚至被人非法利用。
6、对一些新的可以预知的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例如，《身份证法》对于公民的整容、变性等问题都未作出明确规范，而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着法律的实施。一方面，由于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在不断追究生活美好一面，染发、化妆甚至整容，已经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和手段的发展，也出现了通过数字手段修改照片信息等新的问题，“用图片处理软件为二代证照片整容是件很简单的事。” ⑥。因此，由于整容、化妆等原因导致居民身份证像片与本人实际差距较大而引发的纠纷也市场出现，此类报道也常见诸于媒体报端，而法律对这些都都缺乏明确规范。

7、公民身份号码的唯一性不落实，重错号现象难以彻底消除。第一，虽然，《身份证法》规定了公民身份号码是每个公民唯一的、终身不变的身份代码，由公安机关按照公民身份号码国家标准编制。但是，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编制公民身份号码的机关（公安派出所）数量多，且人员素质等千差万别，造成公民身份号码重错号大量存在，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对公民身份号码编制工作存在随意性。第二，由于我国公民身份号码与公民的所在地区行政代码核公民的出生日期密切相关的，行政区划核公民出生日期的变动，都直接影响这公民身份号码。由于历史和实际原因，我国户籍制度对于出生申报要求没有严格的规范，公民申报户口比较随意。特别在农村地区，许多居民户籍是由村干部申报，差错较多多。第三，由于出生日期涉及到上学、就业、参军、退休等等，有些公民为了某些利益会申请更正出生日期，因此，公民身份号码可能发生变化。所以自1998年以来，公安部就组织开展居民身份号码清理纠错工作，但是直到目前，重错号现象仍然大量存在，而且变更公民身份号码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
二、关于《身份证法》的修改建议
（一）修改《身份证法》第三条规定，扩展居民身份证机读信息的登记内容，将指纹、出生信息、实际居住地址、持证人父母、子女及配偶信息列入采集范围，作为公安机关掌握的内容。关于在换发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时采集指纹信息，２００１年６月１３日　国务院《关于换发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有关问题的批复》（国函〔２００１〕６２号）明确规定，“采用非接触式ＩＣ卡技术和指纹自动识别技术制作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应当说，应用指纹自动识别技术制作居民身份证是社会发展的要求，是防范假证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必要手段。但是，在后来的修改过程中，“鉴于各方面的意见还不一致，条件尚不具备，因此暂未规定。” ⑦应当说这是《身份证法》立法的一大遗憾和退步。反对者主要理由就是，认为采集个人指纹信息是一种有罪推定，把每个人都设定为潜在的违法者，同时，会泄漏个人隐私。对此，笔者认为这种理由和担心完全是多余的。理由如下：
1、采集个人指纹信息并不当然就意为着是违法者。建立居民身份证制度的目的是什么？《身份证法》第一条讲的很清楚：“为了证明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公民的身份，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便利公民进行社会活动，维护社会秩序”，采用人的生物特征的指纹信息作为安全防伪信息，可以有效避免产生差错，杜绝各类假冒居民身份证件行为，是对公民权利的更加严密的保护，根本不涉及侵犯公民权益问题。当然，任何事情在初始阶段都会有一个认识不断发展理解的过程，只要我们做好宣传，这些误会是完全可以消除的。正如1985年，我国刚刚实施居民身份证制度始，不少人认为是一种束缚，有的把它称为“良民证”。经过二十年的发展，此这种观点人还有吗？
2、从国际上看，在公民身份证件上采用指纹等生物技术，是一种推行惯例，也是居民身份证制度发展趋势。目前，采用居民身份证制度的国家和地区，比如法国、我国的香港和澳门地区，都是采集指纹信息。近年来，为了应对全球性人员流动，应对非法雇工、非法移民、伪造身份证、恐怖分子和有组织犯罪等问题，适应网络时代发展要求，包括英国、法国、荷兰、南非、印度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在积探索加强居民身份证管理的新途径，拟实行具有个人生物特征身份证。有些人可能会举出美国的例子，认为美国不实行身份证制度，实质上这是一种误解，美国、日本都是世界上身份管理最严格的国家。以美国为例，严格的出生证明制度、社会安全卡和驾照管理制度，由三个看似相对独立实质相互关联的系统，组成了一个严密公民身份信息管理系统，其包括的内容之广泛和全面是很国国家难以比拟的。“911”事件后，为了应对复杂世界人员流动的环境，盯着世界各国的压力，2004年，美国启动了“US-VISIT”,即从2004年开始，美国政府对抵达美国的大多数国家的外国旅客采取留取指纹并拍照的安检措施。
3、采集公民指纹信息不会侵犯公民隐私权。首先，作为人的隐私权泄露一定会给人造成在人格、名誉上的贬低或损害，而实质上人体生物特征本身没有好坏和优劣之分，正如不同肤色、不同民族一样。其次，隐私权泄露、传播必须有一定的载体，而指纹的识别作为一项十分专业的技术，对非专业人员来说是无法传播的。第三，采集指纹是普遍对象，而不是针对某一特定的对象和人群，没有任何歧视性内容。第四，从居民身份证维护公民合法权益角度出发，采用指纹信息可以有效的避免公民居民身份证被冒领和冒用，保证公民合法权益。目前，在不少地方已经考试报名、领取养老金等反面，实行了采集指纹信息制度，并取得较好效果。
4、采集和采集存储和传输比对已经不存在技术问题。指纹技术作为人体生物学特征技术，已经过一定的历史，别是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计算机技术的进步，采集存储和传输比对技术都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技术。现行的活体采集、计算机存储、自动远程比对等，都广泛应用于实践中。
通过对《身份证法的修改》，将带来以下几个方面的优点：
1、确保了居民身份证的真实性，指纹信息的唯一性与公民身份号码的唯一性对应，可以有效地避免公民身份号码的重错号，也可以有效的防止假冒居民身份证。在信息化社会条件下，居民身份证的真实有效性，对于建立社会个人正信系统，预防各种违法犯罪，有效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有着身份重要的作用。
2、可以解开流动人口管理的死结，大大节约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能。目前，我国大约由1亿多流动人口，流动人口管理问题已经成为各级政府的难题，特别是在社会治安、计划生育、劳动就业等方面，各地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反复登记、检查，却难以取得理想成效。因此，不少地方在探索新的途径和方法，建立起“居住证”制度。如果将实际居住地址纳入居民身份证登记内容，就可以实现以居民身份证取代“暂住证”、“居住证”等各种证件，实现一人一证，不仅可以大大方便群众，而且可以节约大量的人力，有效避免财力浪费。
3、为改革户籍登记管理制度，实行户口管理证件化管理，实现公民迁徙自由奠定基础。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公民信息的网上登记、流转是必然趋势。公民不论移居到何地，只要凭居民身份证，到现住地公安派出所“刷卡”申报，在居住达到一定的时限，网络即可自动其户口迁移至实际居住地。通过改革，剥离居民身份证与常住户口的诸多附加功能，达到只具有证明公民身份的的唯一作用，彻底改革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
（二）修改《身份证法》的公民携带和查验制度。
如上所述，由于《身份证法》一方面并不要求居民携带居民身份证，而另一方面，法律又规定人民警察有权查验居民身份证，这就产生矛盾和冲突，不仅导致警察违法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且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必须进行修改。本着既方便群众，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又有利于政府管理公共事务，有效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的原则，在规范警察查验居民身份证行为时，法律必须找到两者的平衡点。笔者认为做到以下方面：
1、规定公民在离开经常居住地的市（县）应当携带居民身份证，这不仅仅为查验需要，也是公民自身需要。公民外出从乘机、住宿到办理其他事项，都需要用到居民身份证，外出携带居民身份证是实际需要。
2、要赋予警察较为宽松的查验权利，只要人民警察在依法执行职务，经表明身份、出示证件后，就有权在居民住所以外的地方，特别是在公共场所查验公民的居民身份证，不管公民是否随身携带了公民有支持配合的义务。实质上，查验居民身份证不仅是人民警察的权利，同时也是其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安全，保护全社会公民权益的职责。很多情形下，人民警察只有通过查验，才能进一步发现嫌疑，发现违法犯罪行为，法律不应当妖魔化警察，把警察都设定为滥用权利的人。
（三）改革居民身份证收费制度，实行首次申领和期满换领免费制度
首先，实行首次申领和期满换领免费制度，是国家实施公共管理管理的必要成本。不论是按照《居民身份证条例》还是新的《居民身份证法》规定，公民都“应当依照本法的规定申请领取居民身份证。”因此，公民领取居民身份证是在履行一种法定义务，是公民积极支持配合国家管理的一种行为，理应由国家承担必要的成本。公民对国家、社会纳税义务，已经在相应的方面、环节履行，如果公民在尽法律义务时，再次被收取相关费用，显然缺乏合理性。
其次，有利于工作的开展，维护政府和公安机关的良好形象。实行首次申领和期满换领免费制度，是有着先例的。1985年，我国刚实行居民身份证制度时，就是采取了初次申领免费制度，根据有关资料介绍，法国的居民身份证也是实行免费制度的。反之，由于换发工作缺乏必要的经费，各种名目的乱收费就难以避免，不仅影响工作的开展，也会影响政府和公安机关的形象。
第三，可以体现社会的济困救贫，实现全社会公平的理念。按照现行规定首次申领和期满换领需交纳工本费20元，对于富裕人口而言，这可能微不足道，但是对于不少困难家庭，特别是对于农村而言，按照一家三口60元计算，就可能占家庭年收入不小的比例，全国九亿多农民至少就要付出近200亿元。加之，还有照相费、邮寄费等巧立名目乱收费行为，换发居民身份证可能会给农民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虽然，《身份证法》明确了了可以减免的规定，但是这种规定需要地方财政去负担，越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地方财政投入的的就越少，一般很难落实。由国家财政负担费用，不仅可以平衡城乡之间的差别，而且可以平衡东西部地区的贫富差别，实现全社会的公平。
第四．我国现在的财政完全有能力承担起换发居民身份证的负担。2005年，我国财政收入已经突破30000亿元大关，由国家财政承担居民身份证换发经费不仅可能，而且完全符合国家的财政支出原则。特别是在党中央、国务院号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进程中，实行首次申领和期满换领免费制度，更是一项具体体现。
（四）增加一些细化的条文，便于公安机关操作。比如，对于化妆、整容、变性及疾病带来的容貌变化较大问题，公民申领居民身份证是否必须本人到场、是否必须重新采集照片信息，公民办理加快居民身份证问题等作出明确规定。
（五）修改第十一条第三款关于公民办理常住户口迁移不需换领居民身份证规定。公民办理常住户口迁移，离开原居住的市（含直辖市、地级市）、县时，应当换领居民身份证
（六）删除第二十一条关于军人申领居民身份证的规定。其一，《居民身份证法》是规范普通居民的申领身份证行为规范的法律，现役的人民解放军军人、人民武装警察在入伍后，都注销了常住户口，应当不在居民范畴之内。其次，军人的数量、具体居住地址等都与国防利益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应当属于军事秘密，为军人核发居民身份证，就可能泄漏这些国防秘密。第三，现役的人民解放军军人、人民武装警察不领取居民身份证，同样可以行使其公民民事权益。一是对于复现役申领的居民身份证可以继续使用；二是在现行的军官（士兵）证上设置公民身份号码栏。第四，从《身份证法》实施两年多来的实践看，现役军人申领居民身份证工作存在困难。《身份证法》施行，至今已经两年多时间，而具体办法 “由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另行规定”的法律要求，至今没有出台，说明了具体办法的难度。。
（七）严格规范公民身份号码编制管理和居民身份证使用行为。要制定相应的规范，从医院接生开始，严格出生医学证明的发放，严格户口申报登记，公安机关在受理申报登记编制公民身份号码后，即不得变更年龄，对于擅自变更的、对公民身份号码编码资料管理不善，导致重错号的，予以严厉处罚。
注：
①刘金国：2005年10月10日《在全国换发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工作情况汇报会上的讲话 》，自公安信息网；
②杨景宇：2003年4月25日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证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摘自全国人大信息中心与北京开元讯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③陶婵：2005年3月7日《京华时报》；
④难受：2005年12月26日公安部宣传局《读者留言版》；
对借离婚规避债务现象的法律思考

作者：江西省吉水县法院 郭远富 曾建莉


对夫妻离婚债务的处理，我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法院在实际处理过程中，一般也是让夫妻双方自行协商对财产的分割及债务的分担。这些规定及做法使那些不愿偿还债务的夫妻，他们假借离婚，通过协商或调解，打着”照顾妇女、儿童、老人利益”的幌子，将夫妻共同财产大部分或全部让给对方和子女，而主动要求承担全部债务。这样夫妻双方一旦离婚，要承担债务的一放履行清偿债务的义务，实际上是一句空话。因为他（她）根本就没有清偿能力。有的夫妻在离婚时，不申报债务，故意恶意地隐瞒债务，离婚后，债务人主张债务，要求他们偿还债务时，他们便相互推诿和推脱没有偿还能力。这些规避债务的行为都严重损害了债务人的合法权益。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也日益增加。特别是那些从事商业经营活动者，其债权债务关系更加错综复杂，且数额也越来越大。负债公民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假借离婚来逃避债务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尽管作了很大的努力，也难以防止这种借离婚逃避债务的情况发生。故笔者想结合我国目前现状，就在离婚案件实践中如何防止债务人假借离婚逃避债务的问题提出如下几点探讨意见：，
（一）查明离婚目的，实行债务担保制度
夫妻双方不管是到婚姻登记机关协商离婚，还是通过法院诉讼离婚，婚姻登记机关与法院首先都应该查明他们离婚的目的。特别是婚姻登记机关更应查明夫妻离婚的目的。因为，法律规定在婚姻登记机关，夫妻双方只要自愿离婚，并协商好了对财产的分割、子女的抚养等问题，便可领到离婚证。如果婚姻登记机关不查明夫妻双方离婚的内在目的，这很容易让那些有心借离婚逃避债务的人钻空子。婚姻登记机关只有在有确切证据证明离婚双方不是为逃债而离婚，且符合离婚的其他条件，才可发给离婚证。这些证据可以由婚姻登记机关自行去调查、访问离婚双方所在单位、居委会或村委会和其他熟悉情况的人，由单位、居委会或村委会出具证明。在没有确切证据证明或无法证明不是为逃债而离婚的情况下，双方坚持要离婚，又未申报债务的，婚姻登记机关应责令他们提供债务担保人（债务担保人应有一定财产且必须出具书面担保书）。如果夫妻双方离婚后，发现该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负有债务或存在个人债务，债权人主张债权要求他们偿还时，而离婚夫妻因离婚原因无法偿还，担保人对该债务负连带清偿责任。如果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查明离婚双方的确是为逃避债务而离婚的，婚姻登记机关应不予办理离婚手续。人民法院则应判决不准离婚，并给予民事制裁。
（ 二）发布申报债权公告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时，在调查过程中，应注重了解离婚双方对外的债权债务关系。特别是对那些从事商业活动又经营不善的家庭，为了防止因当事人隐瞒债务不报或只报部分债务给债权人带来损失，办案人员可在审理期间发出申报债权人公告，作为查明离婚双方债务的一种手段，通知离婚双方的债权人及时前来申报债权。公告时间、地点、方式由办案人员根据所了解的具体情况而定。但应注意，公告时间须计算在审限内，不能因此而超审限。
（ 三）夫妻双方的债务分担应征询债权人意见
在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在处理离婚夫妻债务分担问题时，一般是先由夫妻双方协商对债务的分担，然后法院加以确认，协商不成时，再由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财产状况判决。这种做法，不管是当事人双方协商还是法院判决，都将损害债权人的权利。对于夫妻共同债务通过协商或法院判决由其中一方承担，实际上变更了债务人，从债权债务关系上说，债务发生了转移，形成了一种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在理论界称之为债务承担。债务承但的成立须由原债务人与新债务人之间达成债务承担合同或新债务人与债权人订立合同或法律直接规定。本文中夫妻共同债务的分担不管是法院根据夫妻双方协议加以确认，还是法院直接判决都是法律直接规定。但是债务承担成立的另一个关键条件是须经债权人同意方能生效。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对夫妻分担债务的这种债务承担，并没有征得债权人同意，而由法院越权代替债权人处分债权，从而侵害了债权人的对债权的处分权。至于夫妻单方所负债务，当事人为逃避债务，协商将该债务转移给另一方，由另一方负责偿还，而不征得债权人同意，这更加侵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也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所以，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夫妻共同债务或转移单方债务时，应通知债权人到场，征询他们的意见。这样对离婚后债权人向法院起诉要求债务承担人清偿债务时，可以减少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四）追加债权人为第三人
对于那些债权数额大或自己要求加入债务分担纠纷的债权人，法院可将他们追加为第三人。离婚本来是夫妻双方的纠纷，不存在第三人，但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可把涉及财产关系的纠纷从人身关系的离婚案件中分离出来，另外立案审理。债权人作为对案件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可以第三人的身份申请参加诉讼，或由人民法院通知其参加诉讼。在诉讼过程中，离婚夫妻及债权人三方可自行协商债务的分担及清偿债务的方式、时间、期限。协商不成，人民法院视情况判决。这样，对夫妻双方的离婚纠纷、财产分割及债务分担清偿纠纷同时进行处理，可避免债权人在夫妻离婚后，因债权不能实现又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双方偿还债务而耗费人力、财力，也减少了法院的诉累。
（五）法院判决一方负清偿责任的同时应判决另一方负连带责任
我国《婚姻法》规定，夫妻共同债务，可由人民法院判决承担。这说明人民法院既可判决共同债务由一方单独承担，也可判决由一方承担，另一方负连带责任。对于债权人同意债务由其中一方承担的，毫无疑问，法院应确认或判决该债务由债权人同意的一方承担清偿责任。对于债权人不同意共同债务由任何一方单独承担，要求夫妻共同偿还的，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法院应视情况判决由一方承担，另一方负连带责任。因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共同生活共同维持家庭，特别是那些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的家庭，夫妻双方还共同经营。对他们为满足家庭的生活需要或因从事经营活动而负的共同债务，其性质与个人合伙的合伙债务相同。我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夫妻共同债务的清偿也可以比照合伙债务进行处理，在离婚时，由另一方负连带清偿责任。另外，法院这样判决，也是为适应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的家庭越来越多，其经营额也越来越大，因经营不善，所负债务的数额也随着增大。离婚时，其债务由任何一方单独承担都难以偿还，为维护法律的尊严，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出发，判决由另一方负连带清偿责任，是完全必要的。
（六）对离婚后才发现的共同债务，债权人向法院起诉主张债权时，法院应把离婚双方列为共同被告
离婚夫妻在离婚时隐瞒债务，是夫妻借离婚逃避债务的主要方式。债权人因故未能申报债权，法院一时又难以查明夫妻全部的债务情况，这也给离婚夫妻逃避债务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们通常协商把家庭财产让给未经手债务的一方，自己承担全部债务。离婚后，债权人以手中的证据向法院起诉要求经手债务的一方清偿债务，但此时被告已无偿还能力。所以，对于这种情况，法院在查清该债务确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的共同债务的基础上，把另一方作为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追加其为案件的共同被告，共同偿还债务。我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七条中规定：负有连带义务的每个债务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履行了义务的人，有权要求其他负有连带义务的人偿付他应当承担的份额。在案件执行过程中，作为共同被告，共同偿还债务，法院可要求有执行能力的一方先清偿全部债务，然后由他（她）再向另一方要求偿付，从而切实保证债权人的合法债权得以实现，使夫妻借离婚逃避债务的企图彻底破灭，有效地防止这种规避法律的现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