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启荣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教授
关键词: 保险法/立法体例/合同分类/保障对象
内容提要: 中国保险法制虽然历经百年沧桑，但仍滞后于保险业的发展；修法仍然是未来中国保险法制发展的大趋势。如何修法，在廓清对现行法律是进行大修大改还是小修小改这个首要问题后，在认识上尚有“四大关系”问题值得反思：保险合同法与保险业监理法，究竟是“合”还是“分”？“财产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之“二分法”，是坚守还是扬弃？保险合同所保障之对象，究竟是投保人还是被保险人？海上保险合同法与陆上保险合同法，是“分”还是“统”？根据我国的国情，我国保险法的修订应按下列思路进行：突破现有法律框架之约束，进行大修小改；放弃现行的“保险合同法”与“保险业监理法”之“合并立法”模式，采两法分立体制；放弃“财产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之传统“二分法”，代之以“损失填补保险合同”与“定额给付保险合同”之现代“二分法”；在保险合同所保障之对象上，确立“被保险人为保险合同之保障对象”的观念；将海上保险合同法置于“保险法”中，促进保险合同法从形式到实质的统一。
一、引言
中国保险立法如以１９１１年《大清商律草案》为嚆矢，迄今正好一百年。其间，虽然几经波折，但仍有两个繁荣兴盛的发展时期。第一个时期：以１９１７年拟定《保险业法草案》为起点，１９２９年又拟定《保险契约法草案》，终在１９３７年完成立法程序，颁行《保险法》、《保险业法》和《保险业法实施法》，共经历了２０年。第二个时期：以１９８１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其第２５条为“财产保险合同”）为起点，经过１９８３年和１９８５年国务院相继颁行的《财产保险合同条例》和《保险企业管理暂行规定》的过渡，于１９９５年完成立法程序，颁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其后，于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９年进行了两次修订，迄今正好３０年。
比较这两个时期的立法成果，笔者遗憾地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立法水平仍然未超越我国历史上已颁行的保险法的立法水平，尤其是关于保险合同的立法，可以说是今不如昔，此绝非妄言和虚断。《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自１９９５年颁行以来，虽然在短暂的十几年间经过了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９年的两次修订，但在许多方面仍然无法适应当前保险业的发展，日渐丧失有效规范保险合同和监理保险事业的功能。尤其是其中有关保险合同的规定，无论是就条文数量而言，还是就体系内容而言，抑或就规范技术而言，远不及１９２９年的《保险契约法草案》及１９３７年的《保险法》。因此，为导正保险之经营，健全保险业之发展，修订并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仍是我国保险立法不可回避的课题。
那么，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之未来修订，是仍然与前两次修订一样，在现有法律框架下予以小修小改，还是突破现有法律框架之窠臼进行大修大改？这是一个首要问题。目前，在认识上必须反思的问题，至少有以下四个重要方面：（１）在保险法的立法体例上，保险合同法与保险业监理法，究竟是“合”还是“分”？（２）在保险合同的立法分类上，“财产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之“二分法”，是坚守还是扬弃？（３）保险合同所保障之对象，是投保人还是被保险人？（４）海上保险合同法与陆上保险合同法，是“分”还是“统”？有鉴于此，笔者拟对上述问题作番探讨，以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之未来修订有所助益。
二、保险合同法与保险业监理法：“合”还是“分”
就保险法的规范类型而言，保险法可分为保险合同法与保险业法（又称保险业监理法）。保险合同法旨在规范保险合同，以使保险合同当事人、关系人、辅助人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有所依循；保险业监理法则旨在监督保险业者之经营活动，以保证保险业的正常运作，促进保险业的健康发展。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无不以“保险合同法”与“保险业法”为两大支点来构建保险法的立法体系。因此，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是各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保险立法时不可回避的首要问题。
从比较法的角度观察，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保险立法体例大致有如下两种：（１）合并立法体制，即将保险合同法与保险业法合并在一个法典之中，统称为“保险法”。（２）分别立法体制，即分别制定保险合同法与保险业法。采合并立法体例之典型代表，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保险法》。[1]不过，受其影响者仅有菲律宾、中国等少数国家所颁行的保险法；其他主要国家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法国、瑞士、日本等国，则基于保险合同法为私法性质，而保险业法为公法性质，采“保险合同法”与“保险业法”分离的立法体系。
我国保险法在立法体例的选择上经历了从分别立法转向合并立法的变迁过程。１９１１年《大清商律草案》之“商行为篇”中，设有“损害保险”和“生命保险”两章，共计５７条；虽然《大律商律草案》未曾公布，但其奠定了我国保险合同法与保险业法分别立法体制的基础。１９２７年北洋政府修订法律馆聘请法国顾问爱斯嘉拉拟定的《保险契约法草案》，包括保险通则、损害保险、人身保险、终结条款等四章，共计１０９条，仍然沿袭《大清商律草案》所确定的分别立法体制。１９２９年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商法委员会拟具《保险契约法草案》提交“立法院”审议，并将原草案名称《保险契约法草案》中之“契约”删除，改称《保险法》，同年由政府明令公布；这是我国近代以来从名称、体例到内容都是基本接近现代保险法立法的一部专门法规。不过，该法虽名为“保险法”但在内容上实质仍为“保险合同法”，设有总则、损害保险、人身保险三章，共计８２条。该法公布后，因批评者众多，南京国民政府又另行起草“保险法草案”，于１９３６年审议通过，并于１９３７年１月１１日公布《保险法》；与之同时公布的还有《保险业法》和《保险业法实施法》。至此，保险法与保险业法分别立法体制正式确立。国民党政权逃往台湾之后，于１９６３年在修法时将所谓的“保险法”与“保险业法”两法并为一法，从此脱离大陆法系之传统，并延续至今。在祖国大陆，保险立法工作于改革开放之初开始重启，国务院于１９８３年和１９８５年颁行《财产保险合同条例》和《保险企业管理暂行规定》仍然沿袭了“保险合同法”与“保险业法”之分别立法体例。不过，１９９５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制定时，则受我国台湾地区的影响，[2]将两法合并，也脱离了大陆法系之传统。
从立法背景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于１９９５年制定之初，草案起草者之所以选择合并立法体例，并非出于理性，而是出于实用或便利。也就是说，采合并立法体例，在立法时只制定通过一部保险法，而不是保险合同法与保险业法两部法律，只需一次立法程序即可完成，降低了立法成本，易于被立法机关接受，有助于提高立法效率。[3]但是，合并立法体例从法理而论并不科学；从实务而言，不仅给法律适用和修正带来了困扰，而且造成了法律制度之间的相互干扰。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合并立法体例在法理上并不科学。诚如我国台湾地区著名保险法学者林勋发教授所言：“保险契约之规范与保险事业之监理，两者之性质截然不同。保险契约法系以规范契约当事人之权利义务为目的，属私法之范畴，重在权义之平衡与法之安定性；而保险业法则以赋予主管机关监督保险业之权限与准则为宗旨，具公法之性质，重在保险业之健全发展与法之适应性。”[4]一言以蔽之，“保险合同法与保险业法固均以促进保险业之稳定发展为其终极目标，唯其规范之对象不同，其所持之原则因而有异”。[5]因此，合并立法体例在法理上并不科学。
其次，采合并立法例，使得立法者在处理“保险合同分类”与“保险业务分类”这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时，相互牵制、彼此干扰，不得不迁就其一、忽略其一。保险合同的分类所考量的重点应当是如何将性质上相同者归为一类，以利于对保险合同的权利义务予以有效地规范；而保险业务分类所考量的重点应是如何区隔业务范围，以便于主营机关对保险经营予以有效地监理。若保险合同法与保险业法采分别立法体制，则在保险合同法部分应当将保险合同区分为“损失填补保险”与“定额给付保险”；而在保险业法部分则可区分为“财产保险业务”与“人身保险业务”。但是，囿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采合并立法体制，在该法第二章“保险合同”中放弃了“损失填补保险”与“定额给付保险”之分类，而采“人身保险合同”与“财产保险合同”的分类，以迁就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之业务分类。[6]这种处理方式的结果是顾此而失彼，给法律的理解和适用徒增无数的争议和困扰。
最后，合并立法例给我国保险合同法的修订和完善制造了“瓶颈”，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于１９９５年制定之初，由于受“重保险监管立法、轻保险合同立法”观念的影响，有关保险合同法的条文仅有区区６０个条文（第９－６８条），实属“先天不足”，不足以发挥有效规范保险合同之功效。２００２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次修订时，以“履行我国加入ＷＴＯ的承诺、强化保险监督管理”为指导思想，仅仅对保险业法部分作了修正，而对保险合同法部分根本未作出任何实质性的修订。鉴于上述情况，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于２００４年１２月正式启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次修订的工作，提出了以“保险合同法”与“保险业法”同时兼修的设想。但是，２００８年底立法机关在审议修正案时，由于受汶川大地震、国际金融危机等国内外因素的左右，修改重点又向保险业法倾斜；全部条文数量从１５８条增加到１８７条，而有关保险合同的条文数量则从６０条降至５８条，所占比例从３９％降至３１％。尽管对保险合同法部分的诸多条文进行了“增、删、改”，但仍然属在已有架构基础上的小修小补，对于保险实务中早已存在的保证保险、信用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健康保险、团体人身保险等险种仍然未作规定，滞后于保险业的发展，又属“后天不良”。
总之，保险合同法与保险业法，两者同等重要，不可偏废；但两法合并的立法体例，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我国修订和完善保险合同法的制约因素，未来修法时应当放弃两法合并体例，回归大陆法系之传统，采两法分立体制。
三、财产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之“二分法”：固守还是扬弃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于１９９５年颁行以来，保险损失填补原则及其衍生的代位、重复保险和保险竞合等制度的规范范围如何界定，一直是保险法理论界和实务界瞩目的焦点，迄今仍然争论不休。而产生争论之原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将保险合同类型化为财产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不无关联。因此，将保险合同分为财产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这一“二分法”是否科学，值得反思。
从立法沿革来看，１９１１年《大清商律草案》仿《日本商法》，将保险合同区分为损害保险合同与生命保险合同；１９２９年《保险契约法草案》将保险合同区分为损害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１９３７年《保险法》颁行时将保险合同改为“损失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其理由为：保险损失补偿有别于民法上之损害赔偿，故称“损失”而不称“损害”。[7]不过，保险合同之“损失保险”与“人身保险”之“二分法”，在当时遭到了学界的批评。有学者指出，保险合同之损失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之分类，并未依照同一的分类标准。损失保险之所谓损失，系对保险事故的结果而言；而人身保险所指之人身，则指对象而言；如果以保险之对象为分类标准，则人身保险应与财产保险相对。[8]不过，保险合同之财产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之“二分法”，未被当时的立法者采纳。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于１９９５年制定之初，之所以采纳了财产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的“二分法”，实际上是受我国台湾地区保险立法及学说的影响。国民党政权逃往台湾后，起初仍适用１９２９年拟定、１９３７年颁行的《保险法》，采将保险合同分为损失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的“二分法”。１９５７年台湾“行政院”在草拟所谓“保险法修正案”时，建议废弃保险合同之“损失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之“二分法”，改采“火灾保险、运送保险、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及意外保险”之“五分法”。[9]台湾“立法院”在审议过程中，围绕“保险分类：五分法、三分法或二分法，如何选择”之主题，[10]进行了一场历时六年的研讨和争论，至１９６３年决定采“财产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之“二分法”，并一直延续至今。其修正理由如下：“保险分类，关系保险法制定之体系及对保险之管理意义至大。在学理上与实务上，本有‘二分法’及‘五分法’两种，前者分为损失保险及人身保险两类；后者分为火灾保险、运送保险、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及意外保险五类，经反复研讨，因‘五分法’之意外保险，部分属于责任保险，部分属于伤害保险，分跨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于各国法例不符，对保险业业务之管理，尤多不便。本条乃采财产及人身‘二分法’。兼容‘五分法’之优点，于对物对人二大类之下，分别容纳多种保险，以及修正保险法之体系，使今后保险事业之健康发展，以及保险机构之划分管理，均得纳入正轨。”[11]《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于１９９５年制定时，全盘接受了上述学说，于“第二章保险合同”中分设“财产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并一直延续至今，只不过于２００９年第二次修订时在章节顺序上，将人身保险合同置于财产保险合同之前。但是，笔者认为，此种调整除具有政治上的宣示意义外，于规范效果上并无多大改进，甚至与保险从财产保险发展到人身保险的历史逻辑不符。
毋庸讳言，以保险合同所承保的标的之性质为区分标准，将保险合同类型化为财产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这种“二分法”仅仅只是对近代保险业发展水平一种朴素的认知，因而不能不说是一种带有深刻历史烙印的传统分类。这是因为，近代以降，虽然已将保险区分为“对物的保险”与“对人的保险”，但所谓“对人的保险”仅停留在“人寿保险”或者“生命保险”方面，而意外伤害保险、健康保险等业务并未开展。在这种情形下，财产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实为“人寿保险合同”）两者之间的区隔似乎泾渭分明，对相关法律规范理解和适用的争议，也无从产生；但伴随着保险业的不断发展，新型保险险种也日新月异，财产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之“二分法”，除在形式上“仅具有认识论上的意义”之外，[12]不仅对保险合同的权利义务规范并无任何实益，而且徒增法律理解和适用上的困扰。其中，典型的疑难问题是，意外伤害保险与健康保险中的“医疗费用性保险”，到底是归入“寿险”还是归入“财险”？诸如此类问题，就成为困扰各国保险经营和法律适用的“悬案”。以日本为例，该国学者上山道生教授曾总结道：“‘人患了病’、‘由于伤害或疾病而导致的健康恶化’、‘以伤害为直接原因造成的人的死亡’等等关于疾病、看护、伤害的保险金的支付以及损失部分的补偿，则既非寿险，也因其损失评估不能像对‘物’那样进行而非财险。长期以来，这一部分到底是归入‘寿’还是归入‘财’，一直成为困扰寿财划分的悬案”。[13]为解决上述问题，日本学界将意外伤害保险、健康保险称之为“新兴保险”或者“中间性保险”；１９９５年修订的《日本保险业法》，将之规定为“两者皆非”的“第三领域保险”，保险合同的分类也从“二分法”演变为“三分法”；[14]２００８年颁行的《日本保险法》承继了这种“三分法”，其在保险合同分类上的体现为：第二章“损害保险”（第五节“伤害疾病损害保险的特则”），第三章“生命保险”，第四章“伤害疾病定额保险”。在我国保险实务中，自本世纪初期健康保险蓬勃兴起之后，同样面临诸如日本曾经所经历的医疗费用性保险到底是入“寿险”还是归“财险”的争议，且至今仍然为困扰我国法律适用的“难题”。为此，我国保险理论界和实务界为解决上述困扰，主张借鉴日本所确立的“三分法”，即“财产保险”、“人身保险”和“中间性保险”。此主张也为中国保监会２００６年出台的《健康保险管理办法》等规章所采。[15]不过，由于这种做法仅为“权宜之计”，不能从根本上廓清理论和实务上的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２００９年修订时未予采纳，仍然墨守财产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二分法”之陈规。
保险合同法学说的现代发展，已经扬弃了对财产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之传统“二分法”，进而演进为“损失填补（补偿）保险合同”与“定额给付保险合同”之现代“二分法”。现代“二分法”不再固守“以保险契约所承保标的之性质为区分标准”的传统观念，而改为“以保险契约之给付基础是否为经济上可得估计之损失为区分标准”的现代观念。[16]从保险契约之给付基础来看，财产保险合同的保险人之给付基础与被保险人所遭受之“实际损失”密切相关：有损失，才补偿，无损失，不补偿；损失多少，补偿多少。也就是说，财产保险合同本质上是填补被保险人实际所遭受的损失——“损失补偿（填补）保险”。[17]但是，从保险契约之给付基础的标准来衡量与“损失补偿保险”相对应的术语，就不应当是“人身保险”，而应当是“定额给付保险”——缔约时约定多少保险金额，事故发生时就给付多少保险金，而不问被保险人实际所遭受多少损失。有德国学者就指出：“损失（补偿）保险和人身保险的这种比照还不是特别明确。损失保险的保险人在被保险人发生保险事故后，必须对由此而生的财产损失予以赔偿。但这也可能发生在人身保险的一些事故中，如意外伤害事故中要对医疗费用或者误工费予以赔偿。故此，‘损失保险’准确的相对概念应为‘定额保险’。定额保险是在合同中约定一个明确的保险金额，以在投保人保险事故情形给付，而不取决于具体财产损害的多少。这种设计特别适合于财产损害难以量化的保险事故，特别是人寿保险。”[18]
“损失补偿保险合同”与“定额给付保险合同”之现代“二分法”，并非是对“财产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之传统“二分法”的彻底抛弃，而是在“对物的保险”与“对人的保险”这一传统认知框架下，为因应保险险种的多样化发展之需，在关于保险合同分类之认识论上所作的进一步抽象和升华。因为从保险合同之给付基础而论，财产保险合同之给付固然均为损失补偿性质；但人身保险合同之给付并非均为定额给付性质，而是既有定额给付性质者又有损失补偿性质。由此可见，从逻辑关于概念的分类须满足“不相容性”的要求出发，“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之“二分”区隔并非相互排斥，而是有所相容，逻辑上并不严谨。相反，“损失补偿保险”与“定额给付保险”之“二分”区隔则“非此即彼”、互不相容，逻辑上相当严谨。总之，“按因保险契约之特性有属共通性者，亦有属差异性者，就其差异性而言，以损失填补与定额给付最为明显，其亦直接导致保险契约之权利义务之差异，以此作为保险契约法上保险分类之标准，方能有效规范保险契约所生法律问题”。[19]
综上所述，保险契约之分类于学说上的发展，实际上早已脱离了“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之“二分法”而演进为“损失补偿保险”与“定额给付保险”“二分法”。故我国立法者须对保险合同分类的立场加以调整，将保险合同分类修正为“损失补偿保险合同”与“定额给付保险合同”。
铜陵市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管理办法（试行）
安徽省铜陵市人民政府
铜陵市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管理办法（试行）
铜政〔2008〕53号
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的建设管理，现将《铜陵市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铜陵市人民政府
二○○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铜陵市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提高政府投资项目的建设管理水平和投资效益，规范政府投资建设程序，实现非经营性项目建设质量、投资、工期控制目标，依据《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和《铜陵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铜陵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铜政〔2008〕50号）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项目总投资在50万元及以上且政府投资占50%及以上的公益性建设项目，原则上都应实行代建制。不宜实行代建的项目，仍实行自建。
本办法所称代建制，是指直接委托或通过招标方式选择专业化的项目管理单位（以下简称代建单位），负责项目的投资管理和建设组织实施工作，严格控制项目投资、质量和工期，项目建成后交付使用单位的制度。代建期间代建单位按照合同约定代行项目建设的投资主体职责。有关行政部门对实行代建制建设项目的审批程序不变。
本办法所称公益性项目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各类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和其他建筑物。包括以下项目：
（一）党政机关、人大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人民团体的办公业务用房及培训教育用房；
（二）科教文卫体、民政、劳动社保及广播电视等社会事业项目；
（三）看守所、拘留所、戒毒所、收教所、消防设施、法院审判用房、检察院技侦用房等政法设施；
（四）交通、水利、环境保护、市政等基础设施项目；
（五）其他非经营性公用事业项目。
本办法所称政府投资，是指市本级财政预算内安排的建设资金；纳入市本级财政预算管理和财政专户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基金）按照规定用于建设的资金；上级部门专项补助的建设资金；市属国有投资公司承担政府投资项目的融资建设资金；市本级财政承诺借贷或者偿还债务的政府性融资建设资金。
第三条 代建制工作的开展，应当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基本建设程序，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专业化原则，以及投资、建设、管理和使用彼此分离、相互监督的原则。
第四条 市发展改革委作为市政府投资主管部门，负责代建制的指导和协调工作。市财政局、审计局、监察局、住房城建委、招投标采购交易中心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相关管理和监督工作。
第五条 政府投资代建项目按照《招标投标法》和《铜陵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暂行办法》有关规定，由代建单位组织对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主要设备材料采购等进行公开招标。
第六条 政府投资代建项目实行合同管理，代建单位确定后，由项目法人、项目使用单位、代建单位三方签订相关项目委托代建合同。
第二章 代建形式及代建单位的确定
第七条 政府投资项目的代建包括分阶段代建和全过程代建两种形式。分阶段代建是将代建工作分两阶段实施：
（一）委托项目前期工作代理单位。由委托的项目前期工作代理单位负责根据批准的项目建议书，对工程勘察、规划设计直至初步设计实行阶段代理。总投资500万元及以上政府投资代建项目原则上均应委托代建单位代理项目前期工作；
（二）委托建设实施代建单位。由委托的建设实施代建单位负责根据批准的初步设计和概算，对项目施工图编制、施工、监理直至竣工验收实行阶段代理。
全过程代理是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委托一个单位进行全过程代建管理。
第八条 政府投资代建项目原则上采用直接委托方式，由市重点工程建设局作为代建单位；不宜由市重点工程建设局代建或市重点工程建设局代建有困难的项目，可以通过招标方式选择代建单位。
第九条 代建单位的招标，由项目使用单位和项目法人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社会招标代理机构负责组织，并依法接受有关部门监督。
第十条 参加代建投标的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
（二）具有与项目相适应的工程设计、开发、施工、监理、造价咨询、招标代理等一项或多项资质；
（三）具有与项目相适应的管理能力和技术能力；
（四）具有同类工程建设管理经验；
（五）具有与项目相适应的资金实力。
第十一条 通过招投标方式获得项目建设实施代建资格的代建单位应向项目法人提供工程概算投资3%—10%的银行履约保函，履约保函金额应视项目不同情况在招标文件中预先设定。
第三章 代建单位、使用单位和项目法人职责
第十二条 代建单位（包括前期工作代理单位和建设实施代建单位）在代建的不同阶段履行不同的职责。
前期工作代理阶段主要职责：
（一）会同使用单位，依据项目建议书批复内容组织开展工程勘察、规划设计等招标活动；
（二）组织开展项目初步设计文件编制修改工作；
（三）办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环保、消防等有关手续报批工作。
建设实施阶段主要职责：
（一）根据市发改委批准的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组织施工图设计；
（二）履行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和设备材料采购的招标人或采购人职责；
（三）负责办理“一书两证”、施工许可证和消防、园林绿化、市政等有关手续；
（四）负责工程合同的洽谈与签订工作，对施工和工程建设实行全过程管理；
（五）按项目进度向市发改委提出投资计划申请，向市财政局、项目法人报送项目进度用款报告，并按月向市发改委、财政局及项目法人报送工程进度和资金使用情况；
（六）组织工程中间验收，配合市发改委、项目法人、使用单位及有关部门共同组织竣工验收，严格控制项目投资、质量和工期；
（七）负责组织编制工程决算报告，初审后报市审计局审计。凡投资在100万元及以上的项目，报市审计局审计；100万元以下的项目，由代建单位委托有资质的社会中介机构审计，审计结果报送市审计局，审计局根据需要进行抽查；
（八）负责将项目竣工及有关技术资料整理汇编移交，并按批准的资产价值向项目法人和使用单位办理资产交付手续。
第十三条 使用单位（或主管部门）的主要职责：
（一）根据项目建议书批准的建设性质、建设规模和总投资额，提出项目使用功能配置、建设标准；
（二）协助前期工作代理单位和建设实施代建单位办理计划、规划、土地、施工、环保、消防、园林、绿化及市政接用等审批手续；
（三）参与项目设计的审查工作及施工、监理招标的监督工作；
（四）监督代建项目的工程质量和施工进度，参与工程验收；
（五）监督前期工作代理单位和建设实施代建单位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第十四条 政府投资代建项目原则上由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作为项目法人；不宜由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法人的，可由项目使用单位或项目主管部门作为项目法人。在代建工作中项目法人的主要职责：
（一）负责筹措项目建设资金，包括财政资金的申请和政府差额拨款投资项目中自筹资金的筹措，建立项目专门账户，按合同约定拨款；
（二）参与项目设计的审查工作及施工、监理招标的监督工作；
（三）监督代建项目的工程质量和施工进度，督促代建单位做好工程的专项验收和综合验收；
（四）监督前期工作代理单位和建设实施代建单位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五）负责项目建设资金的直接拨付（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作为项目法人时）。
第四章 项目代建程序
第十五条 使用单位提出项目需求，编制项目建议书，按规定程序报市发改委审批，市发改委提出初审意见报经市政府研究同意后批准项目立项。
第十六条 市发改委在立项批复文件中明确项目法人、项目实行代建制、具体代建方式和代建单位确定方式。
第十七条 政府投资代建项目采用分阶段代建的，项目立项批复后，由项目使用单位、项目法人与直接委托或招标确定的前期工作代理单位签订《前期工作委托合同》。前期工作代理单位应按照有关规定，对项目勘察、设计进行公开招标，并按照《前期工作委托合同》开展前期工作，前期工作（初步设计及投资概算）深度必须达到国家有关要求。
项目前期工作完成后，市发改委会同市财政等有关部门，对政府投资代建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投资进行审核批复，并在批复中明确项目建设实施阶段代建单位的确定方式。根据项目初步设计批复，项目使用单位、项目法人与直接委托或招标确定的项目建设实施代建单位签订《项目代建合同》。建设实施代建单位应按照有关规定，对项目施工、监理和重要设备材料采购进行公开招标，并严格按照批准的建设规模、建设内容、建设标准和投资概算，进行施工组织管理。严格控制项目预算，确保工程质量，按期交付使用。
第十八条 政府投资代建项目采用全过程代建的，项目立项批复后，由项目使用单位、项目法人与直接委托或招标确定的代建单位签订《项目代建合同》。项目代建单位应严格按照第十七条有关前期工作代理和建设实施代建的规定，做好项目代建工作。
第十九条 代建项目建设管理按照《铜陵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代建单位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有关规定，建立健全有关档案；项目建设各阶段的文件资料，要严格按照规定收集、整理、归档；在办理产权移交手续时，要一并将工程档案、财务档案及相关资料向项目法人、使用单位和有关部门移交。
第二十一条 代建单位确定后，应严格按照《前期工作委托合同》和《项目代建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不得向他人转包或分包该项目。
第五章 资金拨付、管理与监督
第二十二条 政府投资代建项目前期费用由市发改委在政府投资计划中安排，并纳入项目总投资中。对明确实行前期工作代理并已签订《前期工作委托合同》的项目，由市财政局根据资金计划直接将前期费用拨付给前期工作代理单位用于项目前期工作；前期工作代理单位根据实际工作内容和进度，提供有效的合同、费用票据，经项目法人、使用单位审核确认后，方可报销。对明确不实行前期工作代理的项目，前期费用由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另行安排。
第二十三条 政府投资代建项目建设资金实行直接支付制度，资金拨付遵循“按计划、按预算、按进度、按程序”原则。由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作为项目法人的项目，建设资金经市财政局拨入后由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负责拨付；其他项目由市财政局负责拨付。
《项目代建合同》签订后，建设实施代建单位根据实际工作进展和资金需求，提出年度资金使用计划，经项目法人、使用单位和监理单位审核后，报请市发改委安排列入年度政府投资计划。市财政局或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根据市发改委下达的年度投资计划，按照项目进展情况和建设进度以及建设实施代建单位确认的额度，直接将资金拨付到施工单位或货物、服务供应商。
第二十四条 非财政全额投资的代建项目，项目法人的自筹资金应与财政资金同步投入，按进度拨付使用。
第二十五条 代建单位管理费用列入工程概算，在工程待摊投资中列支。委托市重点工程建设局作为代建单位的，原则上不另安排代建管理费用。通过招标方式选定代建单位的，代建管理费用可按项目批准的投资概算额分档计取，其中：投资概算额低于500万元（含500万元）部分，按该部分的3%计取；投资概算额高于500万元、低于1000万元（含1000万元）部分，按该部分的2.5%计取；投资概算额高于1000万元、低于2000万元（含2000万元）部分，按该部分的2%计取；投资概算额高于2000万元、低于3000万元（含3000万元）部分,按该部分的1.5%计取；投资概算额高于3000万元部分，按该部分的1%计取。代建单位管理费用的最高限额原则上不超过100万元。
前期代理单位管理费与建设实施代建单位管理费最高可按管理费总额的3:7确定。
第二十六条 市发改委下达年度投资计划时，安排一定资金用于开展代建项目的评审、评估工作。
第二十七条 代建单位应每月向市发改委、市财政局、项目法人、使用单位分别报送《项目进度月报》。
第六章 监督与奖惩
第二十八条 前期工作代理单位和建设实施代建单位应将代建工作进展情况及时上报市有关部门，并依法接受有关职能部门和公众的监督。市有关部门依据国家和省、市有关规定，对非经营性政府投资代建项目进行稽察、审计和监察。
第二十九条 代建单位应当严格依法进行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主要设备材料采购招标工作，未经批准擅自邀请招标或不招标的，由市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依法进行处罚，所造成的损失或投资增加额一律由代建单位赔付。
第三十条 代建单位未能恪尽职守，导致由于前期工作质量缺陷而造成工程损失的，应按照合同约定，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未能完全履行合同约定，擅自变更建设内容、扩大建设规模、提高建设标准，致使工期延长、投资增加或工程质量不合格，所造成的损失或投资增加额一律由代建单位赔付。
第三十一条 对项目进行咨询、评审的中介机构，应客观公正提出评审意见，对评估意见严重失实并造成重大损失的中介机构，由市发改委向全市通报，禁止其3年内参加代建项目的咨询、评审工作，并依法追究责任人的行政和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有关主管部门不依法履行代建管理职责，由其上级机关或监察机关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单位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项目建成竣工验收，并经竣工财务决算审计批准后，如决算投资比合同约定投资有节余，节余资金按国家财政部有关规定处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规定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