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我国一直高度重视生命法制建设，并为此出台了大量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各类生命健康标准，但相比于我国生命健康保障及人生命尊严维系的现实需要，我国现行的生命立法还存在诸多缺憾与不足，主要体现在立法步伐明显落后、法律内容保守欠缺以及法律体系不够融贯。为此，需要立法者采取相应的对策予以弥补。
法学研究的目的在于研究法律问题及法律现象，从中归纳出法律自身的发展规律，并利用这些规律进行现实的法律构建与制度完善，以使法律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推动人类社会的持续进步。在此意义上，分析并研判立法的缺憾与不足，并依据科学立法的理念与原则完善现行的立法与制度，无疑应当是法学研究的一个内含之义。当代生命法学研究就内含了这样的要求。当前，伴随着国家对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与生命尊严的越发关注，生命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性逐渐被凸显了出来。研究当前我国生命法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完善策略，以更好地适应人们生命健康及生命尊严保障的需要，已经成为当代生命法学研究的一项基本使命。
一、我国生命立法的现状
生命法就是调整围绕人体及与人的生命健康密切相关的其他生命体的生命问题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1]作为调整围绕人体及与人的生命健康密切相关的其他生命体的生命问题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生命法产生和存在的根本使命在于保障人类生命健康和维护人类生命尊严。
从法律发展史的角度来加以考察，我国生命法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奴隶社会时期，早在西周时期即已出现涉及人的生命健康保障的立法规定。但现代意义上的生命立法则是自晚清和民国时期才开始。新中国成立后对旧法统的废止则使得生命立法一切从零开始，在经历了“文革”对法制的严重破坏之后，我国生命立法自20世纪80年代即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重新起步。自改革开放以来，以1982年宪法有关“国家发展医药卫生事业”为指针，我国先后制定了数百件生命法律法规与规章，而地方生命立法也开始起步，其范围广泛辐射至包括人口与计划生育、母婴保健、传染病防治、职业病防护、环境卫生、基因工程、辅助生殖、器官移植、尸体解剖、殡葬、国境卫生检疫、食品卫生、医疗监督、药事管理、化妆品管理、体育保健、精神卫生及动物实验等众多领域。例如《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母婴保健法》、《执业医师法》、《药品管理法》、《献血法》、《国境卫生检疫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法》、《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尸体解剖规则》、《天津市人体器官捐献条例》、《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以及《宁波市献血条例》等在内的数量繁多的生命/生物法律、法规与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或规章。
从体系化的角度来看，我国生命法不仅包含了以上生命健康保障专项立法，而且也包括了宪法、刑法、民法、环境法、行政法、诉讼法与国际法以及社会组织法等其他法律部门中的众多调整生命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 [2]以及众多的生命健康保障标准和操作规程 [3]与伦理指导规范 [4],甚至还包括一些具有“软法”性质的规范性文件 [5].这从某个角度反映了我国对于保障人们生命健康以及生命尊严的关注和重视。
二、我国生命法的主要问题
尽管我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生命法制建设，并为此出台了大量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各类生命健康标准，但相比于我国生命健康保障及人生命尊严维系的现实需要，我国现行的生命立法还存在诸多缺憾与不足。这些缺憾与不足的存在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生命保障法治化的步伐以及我国生命法律体系乃至整个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善。总体来看，我国生命立法主要显现出了以下方面的突出问题。
（一）立法步伐明显落后
长期以来，我国在立法指导思想上一直遵循救济性立法思路，在立法目的上强调事后救济而轻事前防范，主张采取积极、谨慎的方式，严肃立法，成熟一个，制定一个，不成熟或没有把握的，不勉强制定。 [6]在这种立法指导思想的束缚下，我国各部门法的建设均显现出了很强的滞后性，生命法也在其中。在我国，生命立法步伐的落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立法步伐落后于我国社会的现实需要。法律是社会需要的产物，立法则是立法者应因社会需要创制和修改法律的活动。为此，立法应当以解决现实中的法律问题来适应社会需要为己任，应当保持对社会发展的高度敏感性，尽量使法律的创制或修改与社会的实际需要相适应。但在我国生命立法领域，立法的步伐不仅无法适应社会的实际需要，甚至很多情况下都远远落后于社会的现实需要。以人体器官移植立法为例，尽管我国第一例器官移植自20世纪60年代即已出现，且到21世纪时无论在移植数字、开展移植的单位以及移植效果等方面都已居于世界领先水平，但有关人体器官移植的立法却一直到2006年才出台。 [7]立法上的这种落后不仅直接导致了诸如1998年的“窃取角膜案”、2006年的“窃取骨髓案”以及2006年“行唐事件”等案件以及大量涉及人体器官买卖的刑事案件发生，给司法操作带来了严重的困惑与混乱，而且也使得相关技术迟迟得不到有力、有效的规范，为我国器官移植技术的健康发展埋下了隐患。
而实际上，生命立法在我国立法建设方面的落后显然并不及于器官移植这一个领域，基因科技的立法规范也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即已开始了重组DNA研究工作。目前已有几种基因工程医药进入了中试阶段；兽用基因工程疫苗和抗病毒转移基因烟草正在进行野外实验，有的已经在大面积推广；而众多尚处于实验室阶段的重组DNA工作，不久也将进入中试或野外实验阶段。但是，我国长期以来未制定任何有关这方面的安全法规，也没有建立相应的申报程序和必要的评审监督制度，致使重组DNA研究及其应用中的安全问题，在实际上处于一种无人管理、无人监督的不良状态。 [8]而在辅助生殖方面，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便已经掌握了人工授精及胚胎冷冻等技术，而相关的法律问题亦已随之出现。1983年，湖南医科大学首次用冷冻人类精液成功地进行了人工授精，婴儿顺利诞生；1986年，青岛医科大学建立了我国第一座人类精子库。但我国在有关这一方面的立法却迟迟没有什么进展，直到2001年2月，卫生部才制定和发布了《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两部规章，使我国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及相关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最终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而这两部立法的到来与我国的实际需要相比，无疑已经迟到了近20年。 [9]不仅如此，在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快速发展，而医学临床需求不断变化以致现有规章已难以适应技术进一步发展需要的背景下，我国迄今未对现行规章进行修改，以致面对各种代孕现象在各地的嚣张，无论是执法者还是司法者都因缺乏明确法律依据而无法有效应对。此外，在脑死亡判定标准、人体医学实验、医学美容整形（如在断骨增高、换脸等方面）、药害救济、罕用药保障、手术戒毒、骨髓捐献、基本医疗服务保障、生物技术产业化引导与规范等方面，相关的法律需求已经出现，甚至部分负面问题也已经层出不穷，但我国在这些领域的立法却始终都处于空位或滞后的状态之中，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相比，我国生命立法步伐的落后性显而易见。
2.立法步伐落后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我国生命立法步伐不仅落后于实际的需要，而且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尤其是某些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其步伐也明显落后。这一点，无论是从生命立法的起步上，还是从专门领域的生命立法步伐上，我们都不难看出其端倪。
首先，从生命立法的起步来看，我国生命立法的起步是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例如，英国早在1601年便制定了《伊丽莎白济贫法》，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现代资产阶级生命立法，其影响最为久远，多达300余年；1848年，英国又制定了《卫生法》，1859年公布了《药品食品法》，1878年颁布了《全国检疫法》，以后又逐步制定了《助产士法》、《妇婴保健法》、《精神缺陷法》、《国家卫生服务法》、《卫生和安全法》等。日本从1874年开始建立了医事制度，制定了《医务工作条例》，1925年颁布了《药剂师法》，1933年颁布了《医师法》、《诊所管理规则》，1942年制定《国民医疗法》，1948年制定了《药事法》、《医疗法》等。而美国纽约市早于1866年就通过了《都会保健法》，1902年又制定了有关生物制品的法规，1906年颁布了《纯净食品与药物法》，1914年制定了《联邦麻醉剂法令》等等。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期，西方发达国家的生命立法更是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许多国家都进一步加强了本国的生命立法，使得生命立法成为一个涉及医学卫生管理、临床医疗、食品卫生、精神卫生以及器官移植等多个领域的部门法。
其次，就多数专门领域的生命立法而言，我国也远较西方发达国家落后。以基因方面的立法为例，美国早于1976年6月就已经颁布了《重组DNA分子研究的准则》，对有关重组DNA技术进行了严格管理，并到1983年时已对该准则进行了5次修改，其对DNA分子研究的规制也早已相对成熟和理性；英国、德国、加拿大、日本等国也都比较早地制定了类似的法规；而在我国，尽管早于20世纪70年代即开始了有关DNA技术方面的研究，但是，直到1990年和1993年才分别由卫生部和国家科委制定并颁布了《人用重组DNA制品质量控制要点》和《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两个规章，使我国有关DNA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最终有了法律的规制。从这里，我国生命立法步伐的滞后性可见一斑。而实际上，在器官移植、人工辅助生殖、医学美容整形、克隆技术限制以及人体实验、反虐待动物、自杀防范、罕用药供应保障以及在医师执业、药物管理等各个领域，我国生命立法的步伐都显现出了远较其他国家和地区立法落后的态势。 [10]这种立法步伐的滞后性尽管看似谨慎，有利于更理性地应对生命科技的发展与人生命健康保障及人生命尊严维系的需要，但实际上却使我国现存的许多生命社会关系得不到及时有效地调整，遗留了大量社会负面问题，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我国生命法律体系的最终完善。在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但社会领域的立法却还极为薄弱而急需强化的情势下，作为社会法重要分支的生命法显然应当加快其立法步伐。
（二）法律内容保守欠缺
1.法律内容过于保守。预见性是生命法本应具有的一个基本特点，这是由生命法所担当的社会功能与历史使命所决定的。然而在我国，由于受立法指导思想之束缚，生命法不仅没有表现出应当具有的预见性，反而显现出了很大的保守性。以《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为例。该《条例》是在我国器官移植技术已相当发达而相关的医疗临床操作也已频繁进行的情况下历经广大医务工作者及生命法学工作者千呼万唤才得以出台的一部重要立法，尽管相比于我国规范人体器官移植的现实需要而言已属姗姗来迟，但其最终的出台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我国人体器官移植领域无法可依的窘境。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该条例对脑死亡者器官捐献和采集这些重大问题没有任何规定。实际上，脑死亡是进行器官移植立法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不论对脑死亡采取何种态度，都应当以立法的形式予以明确。 [11]不仅如此，该条例对可供捐献的人体器官的类目以及活体捐献者的范围作了严格限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对人体器官移植的规制效果。 [12]而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其他生命法中也都普遍存在。 [13]这些问题的大量存在不但令我国生命法所理应具有的预见性没有被很好地体现出来，而且充分暴露了我国生命立法的保守性，使我国生命法作用的充分发挥受到很大抑制。
我国生命立法内容的保守性还突出体现在其对现代生命科技活动刑事规范不足及民事应对疏漏上。目前而言，我国还没有对某些可能产生巨大负面效应的生命科学技术的潜在危害性加以刑事防范，也没有对相关生命活动所涉及的民事法律现象作出救济性应对。表现在具体制度上：我国《刑法》中还没有设立非法进行生殖性克隆人，出卖和购买人体器官，出租器官，制作、发送及刊登人体器官买卖资料以及代孕、强制供精、人体实验、死亡判定操作等方面的犯罪。 [14]而我国民法也还没有明确宣示人体器官买卖、代孕等严重违反生命伦理行为的非法性以及相关协议的无效性， [15]亦未对胚胎、尸体、人体器官、骨骼、生殖细胞等“人格体”的特殊保护提供针对性的民事制度， [16]也未对生命科技活动的民事归责和救济作出有针对性的专门规定。而这种刑事防范制度的欠缺以及民事应对制度的疏漏，不仅使得我国生命立法难以真正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且极不利于我国生命法律体系的健全与完善。 [17]
2.法律内容存在明显欠缺。除了内容上的保守之外，我国生命立法还存在制度设计上的明显欠缺。最为突出的就在于激励性措施的不足。生命法是以保障人们生命健康和维系人类生命尊严为基本目标的，为此，生命立法过程中必须针对各种侵害人们生命健康与生命尊严的行为设置相应的防范制度，甚至可以动用刑罚这一强制性手段。但另一方面，生命法对生命健康的保障与生命尊严的维系又不仅仅体现在通过防范性制度来提供保障和救济上，还在于通过激励性规则倡导和鼓励人们关爱他人生命、呵护亲人健康，使人们都能尽可能有尊严地生存下去。为此，生命法需要倡导人们为救助他人生命而捐献血液、器官或骨髓，为医学科学发展而捐献遗体或积极参与人体医药实验，为解决不孕不育者实现生育子女的愿望而捐献精卵……而这一切显然都需要制度上的保障和激励，需要法律采取各种可能的激励性方法。从法理上来说，“激励性调整方法表明人们可以通过法律所允许的方式获得更多的利益，符合人有被他人尊重、肯定和自我实现需要的心理特点，有助于法律的实现。……激励调整方法的目的在于鼓励、引导法律关系主体主动、积极地履行法定义务或道德义务，从而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社会道德风尚的提高” [18].
在生命法中，激励性方法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权利激励，即通过设置权利并为这些权利提供有利的制度支撑来进行激励。如我国《天津市人体器官捐献条例》对公民捐献器官权利保障的规定 [19]以及对有关部门采取措施支持捐献的规定。 [20]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对公民捐献自主权、撤销权的规定与保障等等。其二是义务激励，即通过在立法中为相关义务主体设置相应的义务，以保障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避免其由于从事高层次的生命伦理道德行为而蒙受损失，保护人们从事高尚生命伦理道德行为的勇气。就目前来看，我国生命法在权利保障方面已经设置了大量的规则和制度，无论是在全国性的《献血法》、《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中，还是在地方性的《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天津市人体器官捐献条例》或《江苏省献血条例》等法规或规章里，几乎都明确见有鼓励器官捐献、遗体捐献或血液捐献等的规定。然而，在义务激励方面，现行立法却并没有做好足够有效的制度预案，对于在献血、献器官、献骨髓、捐精等高尚生命伦理道德行为可能会引发的一些捐献者自身生命健康的损害，现行立法并没有规定相关政府部门负有赔偿或补偿等救助义务。这样就难免会出现一些捐献自己器官、血液或骨髓、精卵等人在由于捐献而招致自身生命健康的损害时得不到应有的救济，出现“好心没好报”的结果。 [21]
（三）法律体系不够融贯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任何法律都不是独立运作的，都需要其他立法来加以配合”. [22]民法如此，刑法如此，生命法更是如此。生命法的基本特征之一是鲜明的综合性。为了调整生命社会关系这一复合型、综合性的社会关系，生命法需要综合运用民法、刑法、行政法跨学科手段乃至法律之外的伦理、技术、教育等手段，对人类相关的生命活动加以恰当的引导和规范。这客观上要求生命法形成一个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内部协调一致的法律体系。从法理上来说，作为一种行为规范，生命法只有形成一个协调一致的体系，才能够为人们提供一个确定性的指引和明晰的行为范式。而所谓生命法律体系的协调一致，其基本含义就是要求生命立法活动所创制的生命法律法规在体系上、在内在逻辑上严密一致，在内容上统一和谐，而不存在矛盾与冲突，同时与其他部门法律规范的关系上也应协调一致。“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内在和谐一致的表现。” [23]
然而就我国目前生命立法的情形来看，形成这样一个体系的目标显然还远未实现，因为现有的生命立法还存在很多的矛盾与冲突。例如，现行生命科技法中已经将某些滥用生命科学技术的行为确立为犯罪并规定对这类犯罪可依照刑法追究刑事责任，但事实上，刑法却并没有规定这类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2001年8月1日起实施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22条就规定：“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3万元以下罚款，并给予有关责任人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买卖配子、合子、胚胎的；（二）实施代孕技术的；（三）使用不具有《人类精子库批准证书》机构提供的精子的；（四）擅自进行性别选择的；（五）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档案不健全的；（六）经指定技术评估机构检查技术质量不合格的；（七）其他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然而，由于现行刑法并没有设置辅助生殖犯罪，这一规定实际上是一纸具文。而类似情况在我国生命之法尤其是生命科技立法方面非常多见。这势必会使得以上规定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下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完善我国生命立法的对策建议
目前，我国生命法所显现出的缺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生命法治建设的完善，并为我国生命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乃至政府目前正在极力推动的生物产业的安全发展埋设了隐患。由于生命立法步伐落后、制度保守以及体系不完善所引发的各类现实负面问题，已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为此，笔者提出以下三个方面的应对策略建议。
长沙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
湖南省长沙市人大常委会
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2012年第8号）
《长沙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已由长沙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于2012年8月29日通过，湖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2012年9月27日批准，现予公布，自2013年5月1日起施行。
2012年10月30日
长沙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轨道交通发展，加强轨道交通管理，保障轨道交通建设的顺利进行和安全运营，维护乘客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轨道交通的规划、建设、运营及其相关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轨道交通，是指本市行政区域内由市人民政府组织建设的，为公众出行提供服务的城市轨道公共客运系统。
第三条 轨道交通应当遵循政府主导、统筹规划、优先发展、安全便捷、规范运营的原则。
轨道交通属于市政公用事业，实行企业化经营。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轨道交通工作的领导，统筹协调轨道交通规划、建设、运营及其相关管理活动涉及的重大事项。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轨道交通建设的管理，市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轨道交通运营的管理。
市发展和改革、财政、城乡规划、国土资源、公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审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国家安全、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环境保护、物价、人民防空等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轨道交通的相关监督管理工作。
轨道交通沿线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市人民政府规定，在资金、土地、建设、安全管理等方面配合做好轨道交通建设、运营相关工作。
第五条 轨道交通建设单位、运营单位由市人民政府依法确定。
轨道交通建设单位、运营单位应当履行市政公用事业的社会责任，负责轨道交通建设、运营范围内的日常工作。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依照本条例的授权实施相关行政处罚。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确定专门机构负责行政执法工作。执法人员依照《湖南省行政执法条例》规定的条件任用。
第六条 电力、通信、供水等相关单位，应当优先保证轨道交通用电、通信、用水等需要，保障轨道交通正常建设、运营。
第二章 规划与用地管理
第七条 轨道交通规划应当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并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轨道交通规划包括轨道交通线网规划、轨道交通线网各线路的详细规划以及与详细规划相衔接的各专项规划。
轨道交通规划应当符合城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与城市建设、人口规模、交通需求、环境保护、防灾救灾等相适应。
轨道交通规划应当与城市道路、铁路、公路、航空、港口等规划相衔接，并预留必要空间，以确保安全便捷的换乘条件和足够的疏散能力。
第八条 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由市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组织编制，并按照相关规定报批。轨道交通线网各线路的详细规划和各专项规划由轨道交通建设单位组织编制，经市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后，按相关规定报批。
轨道交通规划的编制应当广泛征求社会公众的意见，并组织专家论证。
经批准的轨道交通规划不得随意变更，确需变更的，应当按照原审批程序报批。
第九条 实施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时，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相关单位组织编制轨道交通分期建设规划。轨道交通分期建设规划经市人民政府审核，报上级机关批准后实施。
第十条 市城乡规划、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轨道交通规划做好轨道交通设施用地的控制管理，并优先安排相关用地。
轨道交通规划确定的轨道交通设施用地，未经法定程序调整，不得改变其用途。
第十一条 按照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市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轨道交通沿线经济发展、安全运营的需要，会同国土资源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编制轨道交通沿线土地开发控制规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依法组织实施。
第十二条 轨道交通设施用地由市人民政府依法划拨。
轨道交通设施用地与其他用地不能分割的，在出让、划拨其他用地前，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提出轨道交通出入口、通风亭、冷却塔等设施以及地下结构要求的规划条件，作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有偿使用合同或者国有土地使用权划拨批准文件的组成部分。
需要在已出让、划拨的土地上建设轨道交通出入口、通风亭、冷却塔等设施的，轨道交通建设单位可与土地使用权人就设施建设所需用地进行协商，协商一致的，依法变更土地使用权；协商不一致的，可以依法由市、县（市）人民政府收回土地使用权并给予补偿。
第十三条 轨道交通设施建设用地及相邻土地使用权实行分层登记制度，分别设立地上、地表、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
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不动产登记簿确定。本条例实施前，地表建设用地使用权已经出让或者划拨的，其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应当根据规划资料、土地使用权登记资料和建设使用情况等确定。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建设用地使用权人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扩大地下空间使用范围。
第十四条 轨道交通设施建设使用地下空间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和降低对相邻建（构）筑物的影响，保障其安全。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第三章 资金保障与综合开发管理
第十五条 轨道交通发展所需资金以政府投入为主，通过多渠道、多方式筹集。
鼓励国内外企业和其他组织投资轨道交通建设和运营。
市人民政府设立轨道交通发展专项资金，实行专款专用。
第十六条 市人民政府建立轨道交通投资、融资协调机制。
市人民政府建立轨道交通运营补贴机制。轨道交通运营单位提出轨道交通运营补贴方案，经市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等审核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七条 轨道交通建设单位、运营单位可以在轨道交通设施用地范围内依照相关规定从事房地产、广告、物业管理等综合开发活动，但应当按规定报请市人民政府批准。
与轨道交通设施结构上不可分割、工程上应当统一实施的开发项目，可以由市人民政府依法批准轨道交通建设单位、运营单位实行综合开发。
综合开发应当优先建设轨道交通运营配套设施，统筹安排公共交通枢纽、交通换乘设施、公共步行空间等公共配套设施。
综合开发所获得的收益，应当纳入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用于轨道交通发展，并接受市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第十八条 轨道交通建设单位、运营单位依法将与轨道交通运营服务直接相关的权益或者资产进行抵押、质押、置换，应当按规定报请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四章 建设管理
第十九条 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关于建设工程管理的规定。
轨道交通工程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监测等工作，应当遵守有关规范、技术标准。
第二十条 轨道交通建设单位应当保证轨道交通安全设施设备与轨道交通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同步投入使用。
第二十一条 轨道交通建设单位应当根据轨道交通运营功能配置规范，配置安全可靠的运营设施和服务设施，建设轨道交通安全监测和施救保障系统。
第二十二条 因轨道交通建设需要迁改设施、管线的，由相应设施、管线产权单位按照轨道交通工程建设要求组织进行迁改。设施、管线迁改费用由市财政、审计部门审定后，由轨道交通建设单位承担。
因管线产权单位或者规划要求提高现行标准或者增加相关管线容量、数量的，增加的相关费用由管线产权单位承担。
第二十三条 轨道交通建设单位承担工程质量、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的综合管理责任，轨道交通工程施工单位根据合同约定承担工程质量、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的相应责任。
轨道交通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生产预警和应急协调机制，建立健全事故预防、报告和处理制度，编制专项应急处置方案并组织演练，实行建设项目安全监测动态管理，确保安全生产。
轨道交通建设单位应当依法做好建设期间的道路维护、环境保护、文物保护、市容和环境卫生工作，并负责建成后道路和相关设施的恢复。
轨道交通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控制轨道交通建设过程中的噪声、扬尘等污染。
第二十四条 轨道交通建设单位应当对轨道交通沿线地质状况、已有建（构）筑物及各种管线进行查勘、建档和动态检测。
轨道交通建设单位对建（构）筑物、管线进行查勘和检测时，应当提前向相关所有权人或者管理人发出书面通知，相关所有权人或者管理人应当予以配合。
第二十五条 轨道交通工程施工单位应当在轨道交通沿线设立监测控制点进行工程监测，相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毁损或者擅自移动轨道交通沿线工程监测设施。
第二十六条 轨道交通建设影响道路通行的，轨道交通建设单位应当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报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组织制定交通疏解方案。
交通疏解方案应当在实施日的七日以前在本市主要媒体上发布。
第二十七条 轨道交通建设工程竣工后，轨道交通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工程质量初验，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参加并负责监督。初验合格后，轨道交通建设单位应当组织不少于三个月的试运行。
试运行期满后，轨道交通建设单位应当依法办理轨道交通设施及相关项目的验收。验收合格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试运营基本条件评审，评审合格后方可移交轨道交通运营单位进行不少于一年的试运营。
试运营期满，市人民政府应当按照规定报请国家有关部门对轨道交通工程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轨道交通建设单位应当及时办理移交手续。
第五章 运营管理
第二十八条 市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主要履行下列职责：
（一）制定轨道交通服务规范；
（二）制定轨道交通乘客守则；
（三）对轨道交通服务质量进行监督和考核，并向社会公布；
（四） 制定轨道交通沿线各站点公交线路接驳换乘方案并负责组织实施；
（五）监督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履行安全运营责任；
（六）受理公众对轨道交通运营单位的投诉；
（七）依法查处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中的违法行为；
（八）法律、法规、规章和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二十九条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履行下列安全运营职责：
（一）制定安全运营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二）设立安全运营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运营管理人员；
（三）保障安全运营所需资金的投入；
（四）开展安全运营的日常检查和安全性评价，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五）制定运营应急处置方案；
（六）及时处置、如实报告安全运营事故；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安全运营职责。
第三十条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定期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业务技能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运营知识，熟悉有关安全运营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相应的安全操作技能，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国家对从业资格有规定的，轨道交通从业人员应当取得相应资格。
第三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危害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扰乱运营秩序。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对危害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扰乱运营秩序的行为有权予以制止；对于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行为，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第三十二条 未经市人民政府批准，轨道交通运营单位不得擅自暂停线路运行，但本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除外。
轨道交通运营过程中发生故障、突发事件危及安全运行的，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可以暂停线路运行，但应当及时组织乘客疏散和换乘，同时向社会公告并报告市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
第三十三条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遵守轨道交通服务规范，保持车站、车厢整洁，保证轨道交通通道、出入口的安全、畅通和客运服务安全，提高列车正点率。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在车站醒目位置公布首末班车行车时刻、列车运行状况提示和换乘指示，应当在车厢内通过广播、电子显示屏等播报站名。
第三十四条 轨道交通指引导向和安全警示标志由轨道交通运营单位提出设置方案，转由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单位按照有关规定统一设置。
在与出入口合建的物业范围内设置指引导向标志的，物业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配合。
第三十五条 轨道交通票价依法实行政府定价。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执行政府确定的票价，不得擅自调价、变相涨价。
第三十六条 乘客应当使用有效车票乘车，不得无票或者使用无效车票乘车；不得持伪造、变造的优惠乘车证件或者冒用他人优惠乘车证件购票乘车。
第三十七条 乘客应当遵守乘客守则。禁止携带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环境卫生和运营秩序的下列物品进站、乘车：
（一）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腐蚀性、易燃性物质或者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
（二）枪支、弹药或者弩、匕首等国家规定的管制器具；
（三）犬只、家禽等动物；
（四）易污损、有严重异味、无包装易碎和尖锐的物品；
（五）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物品。
第三十八条 对进入轨道交通车站乘客携带的物品，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进行必要的安全检查，对拒绝接受安全检查或者携带危害轨道交通安全的物品的乘客，有权阻止其进站或者责令其出站。对强行进站或者扰乱安全检查秩序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第三十九条 禁止下列影响轨道交通安全运营的行为：
（一）非法拦截列车或者阻碍列车正常运行；
（二）损坏车辆、隧道、路基、车站设施、轨道等设施设备；
（三）干扰机电设备、电缆和通信信号系统；
（四）擅自操作有警示标志的按钮、开关等装置，非紧急情况下动用紧急或者安全装置；
（五）擅自移动、遮盖安全消防警示标志、疏散导向标志、测量设施以及安全防护设备；
（六）擅自进入轨道、隧道或者其他有禁止进入标志的区域；
（七）攀爬或者跨越围墙、栅栏、栏杆、闸机、机车、安全门、屏蔽门等设施；
（八）强拉、敲打屏蔽门、安全门及车门或者阻挠其开关；
（九）强行上下车；
（十）在车站或列车的通道、出入口长期逗留或者在运行的自行扶梯、活动平台逆向行走等妨碍通行的行为；
（十一）在轨道交通地面线路和高架线路弯道两侧修建妨碍行车瞭望的建（构）筑物，或者种植妨碍行车瞭望的树木；
（十二）在通风口、车站出入口五十米范围内存放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腐蚀性物质或者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
（十三）在轨道交通通风亭、冷却塔外侧五米内堆放物品；
（十四）在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外停放车辆、堆放杂物、乱设摊点等妨碍乘客通行和救援疏散；
（十五）其他影响轨道交通安全运营的行为。
第四十条 禁止下列影响轨道交通运营秩序和环境卫生的行为：
（一）在车站或者列车内吸烟、点燃明火，随地吐痰、便溺，乱吐口香糖渣、槟榔渣，乱扔果皮、纸屑等废弃物；
（二）在车站或者列车内乞讨、卖艺、派发传单（广告），擅自从事销售活动或者招揽搬运物品；
（三）在车站、列车或者其他轨道交通设施设备上涂写、刻画，擅自张贴、悬挂物品；
（四）在车站或者列车内大声喧哗或者弹奏乐器、播放音乐干扰他人；
（五）其他影响轨道交通运营秩序和环境卫生的行为。
第四十一条 在轨道交通车辆段和车站范围内设置广告、商业店铺或者敷设管线的，应当符合法律、法规、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不得影响轨道交通的运营。
在轨道交通设施范围内拍摄电影、电视剧或者广告等，应当经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同意。
第四十二条 精神病患者、智障者、醉酒者、学龄前儿童应当在健康成人的陪护下乘车。
第四十三条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在轨道交通车站、列车内的明显位置公布市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及本单位的投诉受理电话、通信地址和电子邮件信箱，方便乘客的投诉和社会监督。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对乘客投诉应当及时答复；需要调查的，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自受理投诉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乘客对答复有异议的，可以向市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申诉。
市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乘客投诉或者申诉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将乘客投诉及处理情况汇总，并定期向市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第四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危害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的情况，应当及时报警或者向轨道交通运营单位报告。
对避免轨道交通运营安全事故发生的人员，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予以奖励。
第四十五条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定期向市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报告运营中的安全、服务质量、经营管理等情况。
第四十六条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每两年委托专业机构进行轨道交通运营安全及服务情况评估。
市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评估报告进行审查，并督促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对评估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评估报告中与乘客密切相关的内容应当予以公布。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建立公众评估机制，听取乘客对运营安全、服务质量等方面的意见。
第六章 安全保护区管理
第四十七条 轨道交通应当依照国家及其他相关规范设置安全保护区，其范围如下：
（一）地下车站与隧道结构外边线外侧五十米内；
（二）地面车站和高架车站以及线路轨道结构外边线外侧三十米内；
（三）出入口、通风亭、冷却塔、变电站、垂直电梯等建（构）筑物外边线和控制中心、车辆基地用地范围外侧十米内；
（四）轨道交通过江、过河隧道结构外边线外侧一百五十米内。
安全保护区范围应当在制定相关规划时予以确定。因地质条件或者其他特殊情况，轨道交通建设单位、运营单位需要调整安全保护区范围的，应当经市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定。
第四十八条 市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批安全保护区内的建设项目时，应当充分考虑轨道交通设施安全保护的需要，并征求市建设、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四十九条 在安全保护区内进行下列作业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提交有相应资质的专业机构出具的轨道交通运营安全影响评估报告：
（一）建造或者拆除建（构）筑物；
（二）从事打桩、挖掘、地下掘进、爆破、架设、降水、地基加固等施工作业；
（三）修建塘堰、开挖河道水渠、疏浚作业、采石挖沙、打井取水；
（四）大面积增加或者减少载荷等显著影响轨道交通地下设施安全，危及轨道交通运营活动的；
（五）敷设管线或者设置跨线等架空作业，埋设电缆、管道设施，穿凿通过轨道交通路基的地下坑道；
（六）需移动、拆除和搬迁轨道交通设施的作业；
（七）其他可能危害轨道交通设施的活动。
在安全保护区内进行前款所列活动，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许可时，应当书面征求轨道交通建设单位、运营单位的意见。轨道交通建设单位、运营单位应当在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期限内给予书面答复；无需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行政许可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在作业前书面征求轨道交通建设单位、运营单位的意见，轨道交通建设单位、运营单位应当及时给予书面答复。
第五十条 在安全保护区内作业的轨道交通工程施工单位，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保证轨道交通运营安全。
出现危及运营安全的情形时，施工单位应当立即停止作业，采取补救措施，并报告许可作业的行政主管部门、其他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和轨道交通建设单位、运营单位。
第五十一条 轨道交通建设单位、运营单位应当对安全保护区的安全状况进行日常巡查和管理，对可能危害轨道交通设施及安全运营的行为及时予以制止，并报告相关行政主管部门。
第七章 应急管理
第五十二条 市建设、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制定本市轨道交通建设、运营突发事件专项应急预案，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轨道交通建设单位、运营单位应当根据专项应急预案制定轨道交通建设、运营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方案，分别报市建设、交通运输、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五十三条 轨道交通建设单位、运营单位应当配套建设应急救援场所，配备相应的设施、设备和物资、装备，成立应急管理领导机构和具体办事机构，组建应急咨询专家组和应急救援队伍，定期组织应急培训、演练，建立与全市应急保障体系联动的机制。
第五十四条 发生突发事件，轨道交通建设单位、运营单位应当按照轨道交通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方案，迅速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先期处置、抢救，疏散人群，防止事故扩大，避免和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同时及时向市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突发事件的可控性、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及时向上级报告或者按照规定启动相应级别的轨道交通专项应急预案，及时组织指挥处置。
轨道交通建设单位、运营单位应当依照规定建立突发事件信息发布制度，及时将突发事件处置、救援等信息向公众发布。
第五十五条 因节假日、大型活动等原因造成客流量上升的，市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制定临时性服务规范，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执行。
当轨道交通客流量激增，严重影响运营秩序并可能危及运营安全时，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采取限制客流量等临时措施，确保运营安全。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六条 城乡规划、国土资源等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
（一）编制相关轨道交通规划，未广泛征求社会公众意见或者未组织专家论证的；
（二）未按照原审批程序报批，擅自变更轨道交通规划的；
（三）未经法定程序，擅自改变轨道交通设施用地用途的；
（四）未履行安全保护区管理相关职责的。
第五十七条 市建设、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未履行本条例规定的监督管理职责，有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行为的，依法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
第五十八条 轨道交通建设单位、运营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建设、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依照职权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依法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
（一）未经市人民政府批准，擅自在轨道交通设施用地范围内进行综合开发活动的；
（二）未经市人民政府批准，擅自对与轨道交通设施结构上不可分割、工程上应当统一实施的开发项目进行综合开发的；
（三）综合开发未优先建设轨道交通运营配套设施，统筹安排公共交通枢纽等公共配套设施的；
（四）未经市人民政府批准，擅自将与轨道交通运营服务直接相关的权益或者资产进行抵押、质押、置换的。
第五十九条 轨道交通建设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未建设轨道交通安全监测和施救保障系统的，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罚款。
第六十条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擅自暂停线路运行的，由市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十万元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一条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制定安全运营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的；
（二） 未设立安全运营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运营管理人员的；
（三）未开展安全运营的日常检查和安全性评价，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的；
（四）未制定运营应急处置方案的；
（五）未及时处置、如实报告安全运营事故的；
（六）允许从业人员未经考核合格或者未取得相应资格上岗的；
（七）暂停线路运行，未及时组织乘客疏散和换乘的；
（八）未保障轨道交通通道、出入口畅通的；
（九）未按规定对乘客携带的物品进行必要的安全检查的。
第六十二条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一）未按规定提出轨道交通指引导向标志和安全警示标志设置方案的；
（二）未按规定公布列车运行信息和换乘指示的；
（三）未按规定处理乘客投诉的。
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轨道交通运营单位按出闸站线网单程最高票价补收票款，并可以加收五倍以下的票款：
（一）无票或者持无效车票乘车的；
（二）持伪造、变造的优惠乘车证件或者冒用他人优惠乘车证件购票乘车的。
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有第（三）项至第（十）项禁止行为的，由轨道交通运营单位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有第（十一）项至第（十四）项禁止行为的，由轨道交通运营单位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及时告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处理。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条规定，影响轨道交通运营秩序和环境卫生的，由轨道交通运营单位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二十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六条 在安全保护区内作业的单位或者个人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九条规定，未提交轨道交通运营安全影响评估报告的，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对单位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其他规定，相关法律、法规已规定法律责任的，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六十八条 本条例所称轨道交通设施，包括轨道、路基、桥梁、隧道、车站（含出入口、通风亭和冷却塔）、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主变电所、集中冷站等土建工程，车辆，供电、环控、通信、信号、给排水、消防、防灾和报警、机电设备监控、售检票、电扶梯、屏蔽门或者站台安全门、站内外导向标志、旅客信息系统，隔音屏障、人防设施和公共服务及应急疏散场所等。
第六十九条 本条例自2013年5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