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证券交易所章程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章程
（1999年4月修改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建立公开、公平、公正和稳定、高效的证券市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维护证券市场的正常秩序，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本所中文全称：上海证券交易所，英文全称：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ＴＯＣＫ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英文简称：ＳＳＥ。
第三条 本所是为证券的集中竞价交易提供场所、设施，履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的职责，不以营利为目的，实行自律性管理的会员制法人。
第四条 本所住所地在上海市浦东南路528号。
第五条 本所注册资本为人民币三亿元。
第二章 职能
第六条 本所职能包括：
（一）提供证券集中竞价交易的场所和设施；
（二）制定和修改本所的业务规则；
（三）接受上市申请，安排证券上市；
（四）组织、监督证券交易；
（五）按照会员的风险管理水平进行分类管理，并实施日常监管；
（六）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等行为进行监管；
（七）设立或参与设立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八）管理和公布市场信息；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或授权的其他职能。
制定和修改业务规则，由本所理事会通过，报中国证监会批准。
第三章 会员
第七条 申请成为本所会员，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经中国证监会依法批准设立、具有法人地位的证券公司；
（二）具有良好信誉和经营业绩；
（三）组织机构和业务人员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本所规定的条件，符合本所对技术风险防范提出的各项要求；
（四）承认本所章程和业务规则，按规定交纳会员费、席位费及其他费用；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条件。
第八条 具备前条规定条件的证券公司，在向本所提出申请并提供相应的申报文件，经理事会批准后，方可成为本所的会员。
本所接纳会员应当在决定接纳后五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备案。
第九条 本所会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参加本所会员大会；
（二）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三）对本所事务的建议权和表决权；
（四）进入本所市场从事证券交易及享受本所提供的服务；
（五）对本所事务和其它会员的活动进行监督；
（六）在保留至少一个交易席位的情况下，可转让交易席位；
（七）其他相应的权利。
第十条 本所会员承担下列义务：
（一）遵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依法开展证券经营活动；
（二）遵守本所章程、业务规则及其他相关规章制度，执行本所决议；
（三）派遣合格代表从事证券交易活动；
（四）履行对本所市场的交易及交收义务；
（五）保证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六）维护交易市场的稳定发展；
（七）按规定交纳各项经费和提供有关信息资料；
（八）接受本所的监管；
（九）其他相关的义务。
第十一条 会员因下列事由之一，其会员资格将被终止：
（一）由会员提出申请，并经本所理事会批准；
（二）取得会员资格后三个月内未办妥入市手续或未开设本所业务；
（三）会员法人实体解散、被撤销或依法宣告破产；
（四）不符合本章程规定的会员条件；
（五）不能继续履行正常的交易及交收义务；
（六）其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十二条 对违反本所章程、业务规则及其他有关规定的会员，本所可根据情节轻重给予下列处分：
（一）会员范围内通报批评；
（二）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公开批评；
（三）警告；
（四）罚款；
（五）限制交易；
（六）暂停自营业务或代理业务；
（七）取消会员资格。
以上处分可单处或并处。
本所终止或取消会员资格的，须经本所理事会讨论决定，并在决定后的五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备案。
第四章 会员大会
第十三条 会员大会由本所全体会员组成，是本所的权力机构。
第十四条 会员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制定和修改本所章程；
（二）选举和罢免会员理事；
（三）审议和通过理事会、总经理的工作报告；
（四）审议和通过本所的财务预算、决算报告；
（五）审议其他有关事项。
章程的制定和修改经会员大会通过后，报中国证监会批准。
第十五条 会员大会由理事会召集，每年召开一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召开临时会员大会：
（一）理事人数不足本章程规定的最低人数；
（二）占会员总数三分之一以上的会员请求；
（三）理事会认为必要。
第十六条 会员大会主席由理事长担任，理事长缺席时，由理事长指定的副理事长或其他理事担任。
第十七条 会员向会员大会提交议案，须由占会员总数10％的会员联名提出，方可付诸审议。
第十八条 会员大会须有三分之二以上会员出席，其决议须经出席会议会员半数以上表决通过方为有效。
会员表决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每一会员有一票表决权。
会员大会结束后十个工作日内，本所应当将大会全部文件及有关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第五章 理事会
第十九条 本所设理事会，为本所的决策机构，每届任期三年。
第二十条 理事会具有下列职责：
（一）执行会员大会的决议；
（二）制定、修改本所的业务规则；
（三）审定总经理提出的工作计划及提议事项；
（四）审定总经理提出的财务预算、决算方案；
（五）审定对会员的接纳；
（六）审定对会员的处分；
（七）根据需要，决定专门委员会的设置；
（八）决定本所高级管理人员的奖惩；
（九）审议与监督本所风险基金的使用；
（十）会员大会授予的其他职责。
第二十一条 本所理事会由会员理事和非会员理事组成。
根据需要，理事会可设名誉理事。
第二十二条 会员理事应指派法定代表人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参加理事会。会员理事更换法定代表人时，应及时通知本所。
非会员理事不得在本所会员公司兼职。
第二十三条 本所理事会由七至十三人组成，其中非会员理事人数不少于理事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不超过理事会成员总数的二分之一。
第二十四条 会员理事由会员大会在会员中选举产生，非会员理事由中国证监会委派。本所总经理为理事会当然成员。理事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第二十五条 理事会设理事长一人，副理事长一至二人。理事长、副理事长由中国证监会提名，理事会选举产生。
第二十六条 理事长负责召集和主持理事会会议。理事长因故临时不能履行职责时，由理事长指定的副理事长或其他理事代其履行职责。
理事长不得兼任本所总经理。
第二十七条 理事会会议至少每季度召开一次。理事会会议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理事出席，其决议须经出席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理事表决通过方为有效。
理事会决议应当在会议结束后两个工作日内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第二十八条 会员理事遇下列情况之一，经理事会审核同意，会员大会通过后，其理事资格终止：
（一）会员资格被终止；
（二）会员提出不再担任理事；
（三）不能正常履行会员义务，并对本所市场造成严重影响；
（四）因指派理事代表不符合规定，且拒不改派；
（五）会员有重大违法行为或严重违反本所章程、业务规则的行为；
（六）会员大会认定的其他情况。
第二十九条 非会员理事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理事会可以提请中国证监会终止其理事资格：
（一）被认定为证券市场禁入者；
（二）在本所会员公司兼职；
（三）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的有关规定；
（四）其他情况。
第六章 总经理
第三十条 本所设总经理一名，负责本所的日常管理工作，为本所法定代表人。设副总经理若干名，协助总经理工作。总经理因故临时不能履行职责时，由总经理指定的副总经理代其履行职责。
总经理、副总经理任期三年。总经理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第三十一条 总经理和副总经理由中国证监会任免。
总经理、副总经理不得由国家公务员兼任。
总经理、副总经理不得在任何营利性组织、团体和机构中兼职。
第三十二条 总经理具有下列职责：
（一）组织实施会员大会和理事会决议，并向其报告工作；
（二）主持本所的日常工作；
（三）决定本所的机构设置；
（四）聘任或解聘本所总经理助理、部门负责人及其他管理人员；
（五）代表本所对外处理有关事务；
（六）中国证监会授予的其他职责。
第三十三条 总经理离任时，本所理事会应当聘请地方审计局或者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总经理离任审计。本所聘请的审计机构应当报中国证监会认可。
第三十四条 本所中层干部的任免报中国证监会备案，财务、人事部门负责人的任免报中国证监会批准。
第三十五条 有公司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的情形或者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证券交易所的高级管理人员：
（一）因违法行为或者违纪行为被解除职务的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负责人或者证券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自被解除职务之日起未逾五年；
（二）因违法行为或者违纪行为被撤销资格的律师、注册会计师或者法定资产评估机构、验证机构的专业人员，自被撤销资格之日起未逾五年。
高级管理人员指本所的理事、总经理、副总经理和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第七章 专门委员会
第三十六条 根据需要，经中国证监会同意，理事会可下设专门委员会。
各专门委员会的经费纳入本所的预算。
第三十七条 理事会设监察委员会，由三至五人组成，每届任期与理事会相同。
监察委员会对理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一）监察本所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本所章程、业务规则的情况；
（二）监察本所高级管理人员执行会员大会、理事会决议的情况；
（三）监察本所的财务情况；
（四）理事会授予的其他职责。
第八章 财务与会计制度
第三十八条 本所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制定本所财务会计制度。
第三十九条 本所按国家有关规定编制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并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后三个月内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该报告。
第四十条 本所从业务收入中按国家规定的比例提取风险基金。
本所从税后利润中分别依照国家规定或理事会决议按一定比例提取法定公积金、任意公积金和公益金。
第四十一条 本所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编制财务年度预决算。
第九章 解散与清算
第四十二条 本所遇有下列情况之一，经中国证监会审核同意，报国务院批准后，予以解散：
（一）不再具备法律规定的设立条件；
（二）会员大会决议解散；
（三）遇有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致使本所长时期无法正常运转；
（四）法律规定的其他原因。
第四十三条 本所解散时，按国家规定的程序进行清算。
第十章 附则
第四十四条 本章程如有未尽事宜或遇有关法律、法规修改，除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办理外，待会员大会召开时及时修改补充。
第四十五条 本章程的解释权属于本所理事会。
第四十六条 本章程经会员大会通过，报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后生效，修改时亦同。
内容提要: 确立适当的量刑程序模式，使得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的关系得到合理的协调，这是量刑程序改革的首要课题。最高法院新近确立的改革方案，尽管在“认罪审理程序”中具有可行性，但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中却很难得到适用，甚至可能面临较大的理论争议和现实风险。通过基层法院的改革探索，一种建立在检察官批量出庭基础上的“集中量刑模式”，逐渐在简易程序中出现；对于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一种新的“独立量刑模式”在司法实践中逐渐浮出水面；那种适用于“认罪审理程序”中的“交错量刑模式”，也存在着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空间。对于这些自生自发的改革经验，改革者应正视其存在的合理性，评估其试验的效果，从而使其在促进新制度的形成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引言
近年来，量刑制度的改革已经成为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课题。为有效规范法官在量刑方面的自由裁量权，最高法院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改革探索：一是建立“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的量刑方法，制定行之有效的量刑指导意见；二是建立“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将量刑“纳人法庭审理程序”之中。前者是在我国刑罚制度比较粗放、法定刑幅度较大的情况下，促使法官的量刑走向公正和精密的问题。后者则是在我国定罪与量刑程序合为一体的情况下，将量刑与定罪在程序上予以适度分离的问题。与量刑方法的改革相比，量刑程序的改革已经引起法学界、司法界更为普遍的关注，被视为一种在正当性上不存在争议的改革课题。
要建立“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改革者就不能继续固守传统的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程序模式。因为这一模式存在着法院量刑决策过程不公开、不透明的问题，无法约束和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无论公诉方还是辩护方，既无法充分提出量刑情节和量刑意见，也无法参与量刑的裁决过程，难以对法院的量刑裁决施加积极有效的影响。[1]英美法中的“分离化”程序模式似乎也难以被整体移植到中国刑事诉讼之中。这是因为，这种定罪与量刑完全分离的程序模式，与陪审团裁断事实问题、法官负责适用法律的审判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在中国，定罪与量刑是由同一审判组织负责裁决的，法庭对于被告人认罪和不认罪的案件都要进行全面的事实调查。这些因素决定了定罪与量刑很难在程序上完全分离开来。[2]
既然定罪与量刑程序的完全分离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中国量刑程序改革注定只能走“相对独立”的道路，那么，探索量刑程序在何种程度上保持“独立”，就成为改革者难以回避的问题。最初，一些试点法院在法庭辩论阶段设置了量刑答辩环节，允许公诉方提出量刑建议。[3]后来，越来越多的试点法院开始在法庭调查阶段也引人专门的“量刑调查”环节，以使各种量刑情节可以在法庭上得到全面的调查和质证。[4]在近期通过的一份指导量刑程序改革的文件中，最高法院提出了一种“标准”的量刑程序改革方案，也就是在法庭调查阶段，先就与定罪有关的事实和证据进行调查，然后相对集中地就量刑事实和证据进行调查；在法庭辩论阶段，法庭引导控辩双方先就定罪问题展开辩论，然后再由双方就量刑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辩论。不仅如此，控辩双方还可以提出各自的量刑意见，法庭在裁判文书中要就量刑理由做出专门的说明。[5]
对于量刑程序模式的选择问题，笔者无意提出一种理想化的制度方案。事实上，作为一种由最高法院推动、各地法院试点进行的改革，量刑程序改革从一开始就不是法学界推动的，而带有一定的自生自发性。我们与其像过去那样动辄提出带有主观性的改革方案，倒不如对这种改革试验进行全面的跟踪调查，考察其实施的效果，评估其可能带来的风险。至于未来中国究竟要建立怎样的量刑程序模式，则主要应当由最高法院通过总结全国法院的改革经验来做出最终的选择，立法机关也可以根据这种改革的效果来决定是否将其确立在国家立法之中。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这种改革试验情况进行一种反思性的评价。鉴于各地法院的改革试点主要是在被告人认罪的案件中展开的，而在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中，这种改革方案似乎还没有真正试验过，因此，对于这一改革方案能否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人们是有理由提出疑问的。而对于那些仅在轻微案件中适用的简易程序，公诉人本来就不出庭，被告人也很少聘请辩护人，这种“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是否具有可行性，也是令人疑虑的问题。特别是考虑到这一改革直接由最高法院来推动，地方试点法院基本上处于服从命令和接受指导的被动状态，要指望这些法院的法官对现行改革方案提出异议，这几乎是非常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独立的法学家群体就不应保持沉默，而可以对现行改革方案提出不同的观点，表达反思性的评论。根据过往的经验，在一项重大司法改革举措被推广到全国之前，不同观点的表达和不同见解的交锋，虽然不一定保证一种理想制度的发现，却至少可以防止某些失败制度的出台。
有鉴于此，本文拟对量刑程序模式的选择作出反思性的讨论。迄今为止，中国司法实践中已经形成了三种审判程序，即适用于轻微刑事案件的简易程序，适用于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以及适用于被告人不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根据这三种审判程序的不同特征，量刑程序的设计应具有各不相同的模式。笔者将要证明，最高法院提出的“相对独立量刑程序”在这三类审判程序中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中国的量刑程序改革还可以有更为广阔的探索空间。至少，改革者有必要根据上述三种审判程序的特殊性，确立与之相适应的量刑模式。
二、简易程序中的量刑模式
现行刑事审判制度中的简易程序，是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产物。最初，由于主持简易程序的法官采取独任制的方式进行审判，在庭审前查阅了全部案卷材料，对控诉方掌握的证据已经非常熟悉，加上检察机关普遍不派员出席法庭，被告人自愿供述犯罪事实，对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不持异议，因此，简易程序中的调查和辩论环节得到较大的简化。经过几年的实践探索，简易程序不再保持传统的审判程序格局，法官不再对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的调查，而主要围绕着被告人是否自愿认罪、是否了解选择简易程序的后果等问题进行快速的庭审活动。最高法院在2003年的一份司法解释中甚至明确要求，被告人自愿认罪，并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的，法庭可以直接做出有罪判决。[6]至此，法院通过简易程序审理犯罪事实的功能基本消失，简易审判也就等于法庭对被告人适用刑罚的过程。
（一）现行改革方案的适用效果
在检察机关普遍不派员出席法庭审理的情况下，简易程序并不具有基本的两造对抗特征，那种控辩双方通过行使诉权来约束裁判权的诉讼格局无法形成。对于被告人是否构成指控犯罪的问题，法庭基本上尊重了控辩双方的合意，不再将其作为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的对象，而可以直接做出有罪裁决。但是，对于被告人的刑事处罚问题，法庭既无法听取公诉方的指控意见，也通常难以获知辩护律师的意见，而只能从案卷笔录中获得有限的量刑信息。其结果是，从法定量刑情节的遴选，酌定量刑情节的采纳，全部量刑情节的法律评价，再到量刑结论的形成以及量刑裁决理由的提供，这些量刑的决策活动几乎全部是由法庭单独完成的。而这个由一名法官组成的独任审判庭，不仅排斥了控辩双方的参与，而且也省略了评议程序，使得全部量刑裁决都由法官一人单独做出。很显然，相对于那种由合议庭主持的普通审判程序而言，简易程序的设计使得法官在量刑问题上享有更加难以约束的自由裁量权。
法官在简易程序中的自由裁量权一旦不能受到有效的规范，就会带来较之普通审判程序中自由裁量权滥用更严重的后果。尽管案件的量刑结果全都是低于3年有期徒刑的轻微刑罚，但是，诸如缓刑、免刑、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在适用上一旦得不到合理的约束，更有可能触动普通中国人的敏感神经。刑事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行为的发生，一般都是将犯有重罪的被告人给予较为轻缓的处罚，而适用非监禁刑的过程更容易伴随着权力寻租乃至司法腐败问题的发生。加上简易程序主要适用于基层法院的刑事审判活动，而基层法院的法官更容易受到人情、关系等因素的影响。不仅如此，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数量较大，在一些基层法院甚至达到1/3以上。如此高比例的刑事案件竟然是由单个法官独自完成量刑决策过程的，这不能不使人对法官量刑的公正性产生深深的忧虑。
量刑程序的改革是无法绕开简易程序的。但是，最高法院提出的量刑程序改革方案是否考虑到了简易程序的特殊性，从而做出了适当的模式选择呢？
在笔者看来，那种保持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的程序格局的设想，在简易程序中是很难得到适用的。这是因为，简易程序历经10余年的发展和探索，逐渐形成了一种快速审理的格局，法庭不再区分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而最多对被告人认罪的自愿性和明智性进行当庭审查，对于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法庭也不再举行任何形式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而基本上依据案卷笔录做出有罪裁决。同时，在法庭调查阶段区分定罪调查和量刑调查也是没有必要的。且不说法庭不可能再对定罪问题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调查，就连量刑事实也没有必要单独建立调查程序。其实，对于量刑问题，中国法院通常都是进行统一的审理，而很少区分所谓的“量刑调查”与“量刑辩论”。对于被告人不持异议的量刑事实，法庭可以当庭予以确认，而根本没有必要进行所谓的“量刑调查”；而对于被告人提出的一些酌定量刑情节，法庭也只是给予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发表意见的机会，而不可能组织专门的法庭调查。不仅如此，在法庭辩论中明确区分定罪辩论与量刑辩论也是不明智的。既然法庭在适用简易程序之初就确认被告人构成犯罪，那么再组织“定罪辩论”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而对于量刑问题的辩论，由于检察机关拒绝派员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一般又不委托律师辩护，因此法庭对这种辩论是难以组织起来的。在司法实践中，所谓的“量刑辩论”会变成法庭对被告方量刑情节的听取过程。
可以看出，假如不考虑简易程序的特殊性，而动辄提出一种适用于所有案件的“统一量刑程序”的话，那么，这种改革方案将是很难得到实施的。要在简易程序中有效地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就需要认真考虑检察官出庭支持公诉的问题。没有检察官的出庭，通过诉权约束裁判权的格局将是不可能形成的。尤其是考虑到被告人一般没有委托辩护律师，那些多多少少承担着“客观义务”的检察官，还可以促使法庭对不利于和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情节予以同等关注。因此，检察官重新回到法庭之上，将对法官的量刑裁决产生有效的约束作用。另一方面，在那些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中，控辩双方不仅对被告人构成犯罪没有争议，而且对于量刑情节的采纳也很少存在太多的异议。即使在辩护律师出庭的情况下，辩护方最多也只是要求法庭对某些量刑情节予以注意。而这些量刑情节则很少超出控方案卷笔录的范围。有鉴于此，即便将简易程序定位于单纯的“量刑程序”，这种量刑程序也没有必要设计得过于繁琐和复杂，法庭完全可以将审理的重点放在那些可能发生争议的量刑事实上面。
（二）集中量刑模式
那么，究竟如何在简易程序中确立一种适当的量刑模式呢？从基层法院和检察机关的最新改革动向来看，一种新的“集中量刑模式”逐渐在简易程序的适用中浮出水面。“集中量刑模式”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一是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量刑建议，说明要求法庭采纳的量刑情节，并就法庭适用的刑罚种类和刑罚幅度给出建议；二是检察官出席法庭审理，促使法庭对控辩双方存有争议的量刑情节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查，引导双方就量刑发表辩论意见；三是检察官对若干案件一并提起公诉，促使法庭依次组织对这些案件的量刑审理程序，在对前一案件的量刑裁判结束之后，再来审理后一案件的量刑问题；四是法庭通过“流水作业”的方式，对若干刑事案件依次形成裁判意见，并当庭宣告裁决结论。由于这种量刑程序强调检察官对若干案件的集中出庭，法庭对若干案件的量刑问题进行集中审理，控辩双方主要围绕着有争议的量刑情节展开论辩，因此，笔者将其命名为“集中量刑模式”。
“集中量刑模式”是在基层司法机关对简易程序的改革探索中逐渐形成的。最初，一些地方的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将量刑建议书随同起诉书一并移送法院，促使法院重视公诉方的量刑意见。[7]后来，为解决简易审判中“检察监督缺位”的问题，一些地方的检察机关推动了“检察官重新出庭”的行动，那种有公诉人出庭的简易审判逐渐出现。[8]但是，假如按照传统的做法，检察官只对单一刑事案件出庭支持公诉的话，这无疑会带来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造成检察机关公诉效率的下降。于是，一种由同一检察官对多个案件“批量出庭”的做法，在司法实践中应运而生。[9]考虑到法庭在简易审判中直接确认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简易审判其实就等于对量刑问题的审理，因此，这种“批量出庭”的做法最终发展成为对多个刑事案件的量刑问题集中加以审理的模式。[10]以下是福建省云霄县法院采取检察官“批量出庭”、法庭集中进行简易审理的经验：
“2009年7月8日下午，云霄县法院对5件故意伤害、1件交通肇事和1件非法经营案件集中开庭审理。坐在公诉席上的检察官方进权看了一下时间，从3点15分开始到5点30分，7个案件开庭完毕，平均每个案件用时不到20分钟……从2009年3月起，该县法院每月或每半个月都会集中半天或一天时间，安排简易程序案件开庭，检察院指派专人，连续出庭支持公诉，履行监督职责。截至7月上旬，公诉人分批现场监督庭审40件，平均开庭时间不到半小时。”[11]
而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法院依次对5件刑事案件进行了集中审理，庭审主要围绕着5名被告人的量刑问题而展开：
“2009年9月28日，日照市东港区法院开庭审理5起涉嫌盗窃等轻微犯罪的案件。东港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张杰出庭支持公诉，东港区法院副院长范红军负责独任审判。法庭在统一告知被告人诉讼权利后，对被告人涉嫌犯罪的事实不再进行审理，而直接进人量刑答辩程序。公诉人依次在每个案件中都当庭发表了口头量刑建议。法官就量刑问题征询了被告人的意见，对于被告人委托辩护人的，还听取了辩护人的量刑意见。法庭当庭依次对5名被告人进行口头宣判，除1名被告人被判处监禁刑以外，其余4名被告人均被判处缓刑。经过计算，从8点35分开始到9点30分结束，对5件案件的简易审判不超过1个小时，平均每件开庭时间不到15分钟。”[12]
较之最高法院确定的“相对独立量刑程序”而言，这种“集中量刑模式”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一是检察官出庭支持公诉，可以当庭发表量刑建议，对法庭的量刑裁决产生了有效的约束，促使法庭在兼顾各种法定和酌定量刑情节的基础上，选择合理的量刑种类和量刑幅度；二是对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不再进行实质性的审理，而主要审查被告人认罪供述的自愿性，将有限的庭审时间集中投人到量刑裁判问题上，大大节省了法庭审理的时间；三是检察官同时对数个轻微案件提起公诉，法庭对这些案件集中进行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告最终的裁判结论，避免了诉讼资源的浪费；四是法庭在检察官口头发表量刑建议的基础上进行量刑审理，引导双方只就存在争议的量刑情节展开辩论，而不再将全部量刑情节事无巨细地进行调查和辩论，也避免了不必要的量刑审理环节。
当然，在现行刑事司法体制下，这种“集中量刑模式”要想真正得到推广，也会面临一些困难。例如，很多地方的检察机关习惯于“一案一诉”的工作方式，一般不会为迁就法院的集中开庭审理，而采取统一的“批量公诉”。加上刑事案件的发生并没有太明显的规律性，有时候短时间内会有多个轻微案件被起诉到法院，而在另外一些时间，可能多达一月甚至数月都没有一件轻微案件被移送法院起诉。这就使得检察官的“集中出庭”难以实施。又如，法庭经过简易审判，通常都要对被告人判处较为轻缓的刑罚，甚至大量适用缓刑。但在很多地方的基层法院，缓刑的适用一般都要报请庭长、院长予以审批，甚至还要经过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假如这种法院内部的行政审批程序不发生变化的话，法庭的“集中量刑”也就难以实现。再如，在大多数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情况下，纵然检察官出席法庭，也主要是强调一些法定的量刑情节，而被告人本人又很少会提出有价值的量刑意见，这就意味着法庭仍然是基于案卷笔录所记载的事实和信息来做出量刑裁决，而很少顾及到可能存在的酌定量刑情节。这就使得法庭对量刑结论的裁决难以超出检察官量刑建议的范围，被告方对量刑裁决的形成无法发挥实质性的影响。
三、“认罪审理程序”中的量刑模式
在简易程序之外，中国还存在着一种适用于普通刑事案件的特殊审判程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这一程序并不是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法定程序，而是由一些基层法院通过自生自发的改革所创制出来的。最初，这种适用于被告人可能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案件的“普通程序”，被命名为“普通程序简易审”。2003年，最高法院在一份司法解释中正式确认了这种特别审判程序的合法性，[13]并将其命名为“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以下简称为“认罪审理程序”）。至此，在被告人自愿认罪的案件中，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基本形成了两种简易审判程序并存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