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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破产清算组的若干问题

史和新


在民事诉讼中，法院裁判生效之后，或由债务人自动履行，或由法院强制执行。在破产案件中，企业被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后，即丧失了管理和处分企业财产的权利，债务人或债权人作为具有利害关系的一方当事人，不具备主持公平清偿的资格，否则难免会出现损害他人权益的行为。法院虽负责主持整个破产程序进行，但破产清偿并非简单的民事执行，其中涉及复杂繁重的财产管理、清算分配问题，为了对破产企业的财产及时地进行保管、清理、估价、处理和分配，以充分保护相关民事主体的利益，各国破产法中均规定了破产管理人制度。英美法一般称之为“破产信托人”，大陆法一般称之为“破产管理人”，我国台湾也称之为“破产管理人”，日本法则称之为“破产管财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以下简称《破产法》）第二十四条：“人民法院应当自宣告破产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破产清算组”之规定，我国称之为“破产清算组”。这些不同的称谓反映了立法者对破产管理人法律地位、性质的不同考虑，但各国设立该制度的目的是一致的，即保障破产程序公正进行。
一、破产清算组的法律地位
破产清算组，是指破产宣告后依法成立的，在法院的指挥和监督之下全面接管破产企业并负责破产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处理和分配，总管破产清算事务的专门机构。破产宣告后，破产财产的管理和清算工作繁杂沉重，加之大量的法律事务和非法律事务掺杂其间，因而远非法院的人力物力所能胜任，故有必要成立专门的清算机构。破产清算组是破产程序中最重要的一个机构，它具体管理破产中的各项事务，破产程序进行中的其他机关或组织仅起监督或辅助作用。破产程序能否公正、公平和高效率地顺利进行和终结，与破产清算组的关系至为密切。
我国的破产清算组类似于国外立法中的破产管理人，但就其在法律上的地位，国内外理论界众说不一。
（一）、国外有关破产管理人地位的几种学说
关于破产管理人在法律上的地位，国外理论界主要有以下几种学说：
1、 代理说。代理说是最早关于破产管理人法律地位的一种学说。该说认为，破产管理人是代理人，以他人名义行使破产程序中的职务权力。我国台湾学者一般将代理说分为破产人代理说、债权人代理说、破产人及债权人双方代理说。代理说的主要依据是，破产清算程序是一种通常的民事程序，本质上属于非诉范畴，由此而形成的法律关系无异于一般的民事代理；破产管理人在破产程序中无论为诉讼的或非诉讼的，其行为后果均实际地归属于破产当事人一方，而不归属于自己。因此，最贴近民法中的代理关系，破产管理人无疑属于代理人的范畴。
2、职务说。该学说从破产程序的性质入手，强调破产程序是为全体债权人的利益所进行的概括性强制执行程序，认为破产管理人就是强制执行机关的公务人员。破产管理人是基于职务而参加破产程序，既不代表债权人，也不代表债务人。破产管理人是执行公务的人员，其行为是一种职务行为。
3、破产财团代表说。该说认为，破产程序一经开始，债务人就失去了对自己财产的管理和处分权，该财产即成为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法人主体。破产财团是一个拟人化的抽象团体，是独立的权利义务主体，这个团体的议事机关和代表机构，就是破产管理人。换言之，破产管理人是其法定代表人。这种观点具有不以特定利害关系人为背景而能够说明破产管理人的权能，而且能够合理地说明破产管理人的种种行为的优点。
（二）国内有关破产清算组地位的几种观点
1、特殊机构说。该说认为，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及《破产法》的规定看，代理说、职务说及破产财团代表说均不能科学、准确地揭示我国破产清算组的法律性质。前两说各有欠缺，不足以信奉，财团代表说也不能成为清算组性质的理论基础，因为我国只用了破产财产而没有破产财团的法律术语，因而，破产清算组是接管破产企业，对破产财产进行清算的特殊机构。
2、破产企业法定代表人说。该说认为，破产清算组对外代表破产企业进行必要的民事活动，对内主持破产财产的处置和分配，是破产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其理由有：（1）破产程序性质上类似于清算， 而清算程序要将管理处分权移交至清算机构。根据企业法原则，企业在解散时，在清算范围内其法人人格视为存续。在这期间，破产企业无疑可成为权利主体，该主体之代表人不可能是破产人，也不可能是债权人，只能是破产清算组。（2）破产企业存在的目的在于使债权人公平受偿， 因而破产清算组保护和处置其财产的权力被扩大。由于破产清算组是破产企业的代表，因而其行为效力和参加诉讼的结果均归属于破产企业。
3、清算法人机关说。该说认为，企业法人被宣告破产后，完全可以成为一种清算法人，它以破产财产作为其具有法人资格的财产权基础，并在此基础上独立进行必要的民事活动。
4.双重地位说。该说认为，破产清算组具有双重性质，既是人民法院选任的协助法院进行清算的执行组织，又是独立的民事主体和诉讼主体，可以独立进行与清算有关的活动，在与破产财产有关的诉讼中是一方当事人，其双重性质的地位是履行职务的客观需要。
（三）笔者对破产清算组法律地位的认识
我国《破产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清算组成员由人民法院从企业上级主管部门、政府财政部门等有关部门和专业人员中指定。清算组对人民法院负责并报告工作。据此，我国破产清算组的法律地位是以公平清理债务为己任，独立执行破产清算事务的专门机关。理由是：
1、清算组是民事主体。我国《破产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清算组可以依法进行必要的民事活动。第二十六条规定，对破产企业未履行的合同，清算组可以决定解除或继续履行。因此，法律已赋予清算组一定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2、清算组是独立的机关。清算组虽由人民法院指定成立，受人民法院指导和监督，也受债权人会议的监督，但清算组不隶属于政府，也不是破产债务人或债权人的代理人，更不是人民法院的执行机构或下属机构。而是公平维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利益，依法以自己名义独立行使职权，完成清算事务。
3、清算组是特殊的民事主体。清算组是以完成清算工作为目的的特殊组织。清算组设立目的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作为民事主体的特殊性。特殊性主要体现在：（1）、权利能力的特殊性。受设立目的的限制，清算组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以与破产清算工作为限。与清算工作无关的民事行为，清算组无权进行。（2）、存续期间的特殊性。清算组因企业被宣告破产并由人民法院指定成立，随着清算工作的完成，清算目的得以实现，清算组失去了继续存在的理由。故清算组的存在时间具有临时性。（3）、责任归属的特殊性。清算组仅以完成清算工作为目的，其虽有自己的名称和组织机构，但没有独立的财产，没有承担民事责任的物质基础。清算组为债权人利益而作出的民事行为损害他人合法利益的，破产企业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破产财产是为全体债权人尚未分配的财产，因此，该赔偿责任实质是债权人承担。（4）、清算组的行为具有特殊性。清算组的行为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从一定意义上说，其是破产企业部分职能的承继者，继续破产企业在破产前已经开始，尚未完成的行为。另一方面是为完成清算工作实施的民事行为。
二、现行破产清算组存在的弊病
由于我国的企业破产法是1986年制定和通过的，当时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刚刚开始向时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该法的制定虽然适应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需要，但也受到了历史条件的限制。企业破产法已不能适应企业破产的现状和反映破产法律制度的发展，立法的滞后和破产机制的尚不完善，导致司法实践中存在许多难点和弊端。
（一）破产清算组的成立明显滞后。《破产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自宣告企业破产之日起15日内成立清算组。”因此，清算组是由人民法院指定而产生，不是由债权人会议选举产生，也不是由人民法院和债权人会议共同产生；同时，清算组只有在企业被宣告破产的前提下，才能成立破产清算组。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基于以下理由：1、在破产宣告前，破产人的民事主体资格未发生任何变化，只有在破产宣告后才丧失对其破产财产的管理处分权，由破产清算组接管。2、在破产清算前，可能出现驳回破产申请、申请人撤回申请、和解整顿等情况，无须再成立清算组。
但在审判实践中出现的大部分情况是：债务人或债权人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时，企业早已歇业多年，负债累累，财产状况极其混乱，从法院受理破产案件时，破产程序就启动，但清算组却要在法院作出宣告裁定后15日内成立并接管破产企业。从破产案件受理至作出破产宣告裁定这段时间内，破产财产实质上仍完全掌握在破产企业手中，破产企业可以随意处置其财产，因此，在债务人被申请破产、人民法院宣告破产、清算组成立这样三个不同的阶段，破产财产的保护、管理实际处于真空状态，主要是：1、进入破产程序后，其他民事诉讼、执行程序必须中止，债权人无法申请法院对破产财产采取诉讼保全及强制执行措施；2、破产案件自申请到宣告破产少则三个月（为公告期），多则两年（整顿期）的时间，破产案件中的种种复杂因素会造成企业财产人为的流失和变相的转移。3、宣告破产到清算组成立最长期限可达15天，也不能完全避免财产的流失。这样，不利于对债权人合法利益的保护，即便有法院和债权人会议进行监督，也难以避免破产财产的流失。如果在受理破产案件时没有专门机构接管破产企业，那么破产企业的财产和经营管理事务必然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难免危及债权人日后的受偿利益。仅靠《破产法》第十二条和第三十五条由法院宣告债务人行为无效，远远不足以救济债权人的受偿利益。
（二）破产清算工作的公正性受到挑战。我国《破产法》第二十条规定，清算组成员由人民法院从企业上级主管部门、政府财政部门等有关部门和专业人员中指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八条 规定：“清算组成员可以从破产企业上级主管部门、清算中介机构以及会计、律师中产生，也可以从政府财政、工商管理、计委、经委、审计、税务、物价、劳动、社会保障、土地管理、国有资产管理、人事等部门中指定。”破产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可以成为清算组成员以及清算组成员均来自国家机关两大迥别于国外破产法的显著特点，在审判实务中逐渐暴露出许多弊端：1、破产清算组的人员无论是从破产企业主管部门 ，还是从政府各部门 ，所抽调的人员均是由政府出面召集的，法院很难做到自己召集。 通常都是由政府将清算组人员定下之后，再由法院向各有关部门发函，只是履行程序而已，从而造成了破产清算组形式上是由法院成立，但实际上是由政府一手操作；2、由于过分依赖和强调政府部门的作用，导致政府不仅是破产申请的决策者、发动者，而且也是破产程序的具体组织者、参与者。破产程序实际上已名存实亡；3、破产清算组由破产企业上级主管部门派员参加不利于发挥其维护债权人利益、对法院负责的功能。虽然这些人员是以个人名义参加清算组，但实践中他们很难作出与其自身职务相关利益的取舍，因上级主管部门与破产企业有唇齿相依的密切关系，很难做到独立于破产企业和债权人之外，客观公正地处理清算组工作。对破产具体处理行使指挥权和决定权，左右清算组的工作；4、破产清算工作是专业性、政策性、事务性很强的工作，且清算期限一般较长，由主管部门、政府部门人员兼职参加清算组，不仅清算时间很难保证，而且由于参加人员不一定具有破产专业知识，严重影响了清算工作的进度与质量。当清算组工作与其本职工作发生冲突时，必定影响清算工作。很难做到尽职尽责，影响清算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三）清算组职、责不分，监督措施空泛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一条规定：“清算组对人民法院负责并且报告工作，接受人民法院的监督。清算组有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或者其他违法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债权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予以纠正。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债权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更换不称职的清算组成员。”但是，在实践中，由于清算组成员大多来自政府有关部门，且又临时组成，清算组的工作一旦被发现损害了债权人、债务人一方的利益，因其是临时组成，没有自己的财产，清算程序结束即解散，责任很难落实。具体表现为：1、对清算组成员执行职务未作原则性的规定，即未规定必须以“善良管理人的注意”执行职务，缺乏对清算组成员行使职权的义务规定。同时也未规定清算组成员在就职前提供财产担保，致使其滥用职权，损害债权人、债务人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２、若发生清算组成员不胜任工作、或者不忠于职守、或者有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时，我国现行破产法未对撤换做出具体规定。虽然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在这方面有一定的规定，但由于缺乏可操作性，审判实践中大多情况是清算组成员一经人民法院指定，就参加破产管理、清算工作，直至清算组解散为止，很少出现人民法院另行指定新的成员。３、我国现行破产法没有规定清算组及其成员的法律责任。依现行法律，清算组及其成员只有损害债权人的利益或其他违法行为，人民法院才给予纠正，最多解除不称职的清算组成员的职务，而不必承担因不法行为造成损失的行政责任或民事责任。
三、完善破产清算组的几点设想
尽管破产清算组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破产清算组在整个破产清算中履行着很重要的法定职责，为此，有必要对破产清算组进行完善。
（一） 建立临时破产接管人制度
在各国破产立法中，大多是在法院宣告债务人破产后，委任或选拔破产管理人。但由于对破产程序开始的时间规定不同，破产管理人接管债务人财产的时间也有差异。在实行破产程序宣告开始主义的立法中，破产程序从法院宣告债务人破产开始，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尚未宣告破产前，债务人作为民事主体的法律地位不受任何影响，法院只有在宣告债务人破产后，才能委任破产管理人接管债务人的破产财产。在实行破产程序受理开始主义的国家，大多建立了分阶段的破产财产管理人制度。法院受理破产案件，破产程序即为开始，债务人丧失对其财产的管理、支配和处分权。债务人应当将其全部财产立即移交给法院或政府指定的临时财产管理人进行管理。在法院宣告债务人破产后，再由临时财产管理人移交给破产管理人，由破产管理人对债务人的破产财产进行管理、处分和分配。
我国现行立法实行破产程序受理开始主义，即以破产案件的受理作为破产程序开始的时间标志，破产申请一旦为法院审理，即产生一系列程序开始的效力。如债权人必须于限期内申报其债权；对债务人财产的民事执行程序必须中止；债务人除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的以外，对部分债权人的清偿无效等。但由于法律没有规定相应的临时财产管理人制度，在法院受理破产案件至宣告破产这一期间的财产仍由债务人管理。为保护债权人的受偿利益，有必要建立临时财产管理人制度。临时财产管理人制度的设计：1、组建时间，债务人或债权人申请债务人破产，人民法院经审查，符合我国《破产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予以立案受理之时，决定成立。2、人员范围，临时财产管理人从破产企业的股东、主要债权人和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等中介机构中选定产生；人数一般在1—5人左右。3、职责。临时财产管理人的主要任务是：（1）清点、保管破产企业的财产。破产程序一经开始，债务人的所有财产便成为破产财产，只有清点保管好破产企业的财产，才能保障债权人的受偿利益；（2）核查企业债权。破产企业的债权即破产企业的应收款，也是破产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及时核查破产企业的债权，为清算组催收债权打下坚实的基础；（3）为企业利益进行必要的经营活动。主要是接管破产企业并以债务人代表人的身份管理企业的财产和事务；以破产清算人的身份为和解整顿和破产清算的实施作准备工作。
（二） 赋予债权人对破产清算组成员的异议权
破产清算组由谁选任，各国破产立法均由不同的规定，主要有以下几种：1、破产管理人专门由法院选任。大陆法国家中多数采取这种做法。2、破产管理人专门由债权人会议选任。美国既采此种方法。3、由债权人会议选任，以法院等机构的选任为补充。英国采取这种做法。4、以法院选任为原则，以债权人会议选任为补充。我国台湾破产法即采之。
根据《破产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我国破产清算组实行法院委任制。法院为体现在破产程序中的主导地位，便于对破产程序的控制，在裁定宣告破产程序时，选任破产财产管理人。该破产财产管理人向法院负责，并接受其监督。但是如债权人认为法院所选任的破产管理人对自己或全体债权人有重大利害关系时，如何处置《破产法》没有相应的规定。笔者认为，在破产清算进程中，为体现债权人的自治，应当给予债权人以异议权，即如果债权人认为法院任命的破产管理人不能胜任或不能公正地执行职务，可向法院提出异议。法院经审查认为理由成立的，应另行选任，也可由债权人会议直接选任而由法院批准。但债权人会议不得自行选任另外的破产管理人以替代法院选任的破产管理人。
（三） 改变破产清算组成员的选任范围
对破产清算组人员的选任范围，各国有不同的立法例，主要是两种，一是对破产管理人的选任范围不作出明确规定，而以空白条款的方式授权法官自由裁量；二是对破产管理人的选任范围作出明确规定，法官只能在此范围内选任。根据我国《破产法》和司法解释，对破产清算组的成员作出了具体的例举式的规定，其成员主要来自破产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和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国有企业改制转型，由企业主管部门和各级行政部门组织清算组的做法已逐渐失去现实意义，尤其是行政部门人员很难保证放下本职工作专门处理企业破产清算，人民法院也无法直接指导。因此，有必要改变破产清算组成员的选任范围。
笔者认为，由于破产清算工作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且专业性较强，因此，破产清算组成员主要从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事务所中的会计师、律师和评估师等专业人员中选任。清算组由专业人员组成基于以下考虑：1、清算组的主要任务决定了要有专业人员参加。清算组的任务专业性较强，如清点财产、接管帐簿、编制财务帐簿如财产明细表、资产负债表等，均需要懂生产经营管理的专业人员、精通财务的人员办理，只有这样才能准确清理确定破产企业的债权债务范围，同时通过审查帐目等一系列活动防止破产企业利用假帐转移财产。以破产企业为债权人或债务人的诉讼进行也需要专业人员运用专门的业务知识来处理。2、破产清算工作的重要性决定了要由专业人员组成。破产清算是破产程序中的重要阶段，只有通过清算，才能明确破产财产的范围，而破产分配关系到债权人利益的保护。由专业人员组成清算组，可以保证其处于公正的立场上合理分配财产，有利于保证清算工作的质量，更好地完成清算阶段的工作。3、由专业人员组成清算组，可以提高法院审理破产案件的效率。清算组是法院指定组成的临时机构，专业人员由于熟悉清算业务，工作进展势必加快，在保证清算工作质量的同时，提高清算工作的效率，从而提高法院审理破产案件的速度和效率。
（四） 强化对破产清算组的监督
从我国的《破产法》的相关规定来看，对破产清算组监督的主体单一，即只有人民法院对破产清算组及其成员进行监督管理。同时监督措施空泛，不利于破产清算工作的开展。因此，有必要予以强化。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着眼：1、 明确破产管理人的义务。破产管理人在执行职务时，应尽善良管理人的注意，这是各国法对破产管理人的要求。其执行职务时的注意程度应与其作为破产管理人的身份及自己的职业、地位、能力、学识等相适应，如实、依法、公正地行使权利，不得损害债权人、债务人或第三人的利益，否则，应向相关人承担赔偿责任。2、设置监督人制度。监督人是债权人会议的代表机关，在破产程序中代表债权人的全体利益监督破产程序的进行。我国台湾地区破产法第120条规定：债权人会议得选任一人或数人，代表债权人监督破产程序的进行。由于债权人会议并非常设机构，对破产程序进程中发生的事务无法实施监督，因此，设立监督人制度，专司对破产程序的监督工作，非常必要。同时也体现了破产程序债权人自治的特征。3、建立破产管理人的法律责任制度。破产管理人违反善良管理人的注意，应承担以下法律责任：第一、损害赔偿责任。破产管理人执行职务造成利害关系人损害的，除非其执行职务造成利害关系人损害没有过错。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的规定，破产管理人在履行职务时，由于其过错造成破产财产损害，或因其过错损害债权人或第三人利益的，应当负损害赔偿责任。破产管理人因其执行职务过程中的故意如在资产评估中故意压低价格或过失如因疏忽大意导致破产财产遭受人为的或意外的损失损害了债务人或债权人的利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二、刑事责任。破产犯罪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我国现行破产法对破产犯罪没有完善的刑事罚则，将会妨害破产管理、清算秩序，不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可依照我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以“妨害清算罪”追究破产管理人的刑事责任。
主要参考书目：
1汤维健，《破产程序与破产立法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
2李永军，《破产法律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3（日）石明川，《日本破产法》，何勤华等译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4韩长印，《破产清算人制度的若干问题》，《河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5孙应征，《破产法法律原理与实证解析》，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
6李国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法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

浅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之完善

胡铁民



目前，法学界、法律界对于在我国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已经基本上达成共识，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中，也初步的明确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但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请求的主体以及赔偿标准等问题还未有明确的规定，造成司法实践中对该问题的处理上出现较大差异。对此，笔者拟就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出自己的一点浅见，以供探讨。
一、 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
(一)、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首先应涵盖人身权的全部内容。
精神损害赔偿是法律基于对自然人、法人的人身权受到侵害而采取的一种法律救济手段，依照我国《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范围仅限于公民的名誉权、姓名权、肖像权、荣誉权遭受侵害和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遭受侵害。除此之外，公民、法人的其他人身权遭受侵害，不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而《民法通则》所规定的人身权却不限于此，还包括生命健康权、婚姻自主权、男女平等权，还有有关婚姻、家庭、老人、妇女、儿童、残疾人的人身合法权益等。这些人身权与前述的名誉权、姓名权、肖像权、荣誉权一样，是人身的基本权利，只有这些权利结合在一起，才能充分地保护人身权。在现实生活中，还遇到贞操权、隐私权受到侵害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实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第140条规定将侵害隐私权列入了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但是仅作这些规定对人身权的精神损害赔偿的保护还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从现实情况来看，正是由于《民法通则》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的限制性规定，使实践中许多人身权受到侵害的公民无法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
因此，首先应将《民法通则》中只规定对“四权”的保护扩大到对所有人身权的保护。对社会生活中常见的侵权行为，如侵害隐私权、自由权、生命健康权、贞操权，采用明确列举的方式单独列出，给予特定保护，并可以原则性地概括对一般人身权的侵害也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有人会担心扩大这一范围会导致人格商品化的倾向，并会引起滥诉。其实，这种担心也是不必要的，精神损害的赔偿是否会产生人格权商品化的消极影响，取决于的它的适用是否慎重，而扩大适用范围，只是为了更加充分的保护人身权，两者并不矛盾。
其次，还应将对死者人格权的保护提高到立法的层次上。对于死者人格权的保护，虽然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保护死者名誉权、确认死者家属和近亲属享有诉讼权的司法解释，但笔者认为司法解释的权威性、公开性较之法律都有许多不足，所以应从立法上加以确认。死者能否成为精神损害赔偿主体是与死者的人身权该不该受到保护联系在一起的。公民死亡，其作为民事主体的资格就消失，也就不再享有民事权利，也无法成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当公民死亡后，其人身权受到损害的情况是大量存在的。比如，利用死者的姓名行骗，利用死者肖像作商业广告，揭露死者生前隐私，毁损死者名誉的。诸如此类的行径不仅仅违背了社会善良风俗，造成极坏的社会影响，而且给死者的近亲属也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创伤，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所以不论是从保护死者及其近亲属利益的角度还是保护社会利益的角度，都应对死者的人身权进行保护。既然对死者的人身权必须进行保护，那么就必然要对由于侵害死者人身权而引起的精神损害进行赔偿。一般认为，“死者近亲属得请求两种精神损害赔偿，一是代死者要求进行精神损害赔偿，二是侵权行为本身给死者近亲属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1]
(二)、在特殊情况下，对财产权的侵犯也应可以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如对特殊物品的玷污毁损，物主除有权请求赔偿财产损失外，还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些具有特殊意义的物品，都是物主通过一定的方式取得的，它除具备同类物的一般特征外，还蕴含着特别的含义。如祖传家宝、结婚纪念物、手工作品等。这些物品具有两大特点：一是不易恢复原状，二是抽象价值难以估量。物主保存这些物品实际上是在保存某种珍贵的精神财富，对这些物品玷污毁损实际上是破坏了物主保存的特定的精神氛围，给物主造成了精神上的损害，因此物主有权请求并获得精神损害赔偿。
二、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
我们这里讲的主体，是指权利主体，即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既包括自然人，又包括法人和其他非法人组织。自然人作为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已得到我国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认可，在此不再赘述，仅就法人和其他非法人组织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做一阐述。
1、法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
法人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我国《民法通则》第120条有规定，有权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要求的，限于受侵害的公民或法人，我国立法承认了法人作为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主要是基于对法人人格权的保护。应认可法人也存在精神损害，如法人的名称、商誉等受到损害，应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对其予以保护。
保护法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法人的人身权受到不法侵害时，法定代表人有权向人民法院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法人的人身权由名称权、名誉权（商业信誉权）、荣誉权、企业秘密权等构成。法人归根到底还是由许多自然人所组成，这些自然人与法人之间存在两种关系：一方面是经济上的利害关系，另一方面是感情上的依托关系，而前者是主要的。当法人的名称权、商业信誉权、荣誉权等受到不法侵害时，关系紧密者自然会出现紧张、忧虑、寝食不安，法定代表人更是如此。伤害所引起的直接后果是工人情绪波动、人心不稳、厂风厂纪涣散，因而导致订单减少、产品积压、产量下降、事故增多，法人组织的精神风貌出现大滑坡。应该说，这种伤害所引起的创伤与自然人因精神损害所带来的痛苦是相似的。只是承受主体和表现形式略有差异。因此作为法人的化身--法定代表人有权请求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并赔偿法人所受到的精神损害。
2、非法人组织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对于法人以外的其他非法人民事主体，如个人合伙、个体工商户等其他非法人组织是否予以保护的问题，我国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因为这些非法人组织是否具有人格权，许多学者持否定态度。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遇到这类民事主体（非法人组织）发生的类似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例。如按《民法通则》99条规定，非法人组织也享有名称权。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名称权受到侵害，使它们名誉受损，可以说后果是相同的。法律规定法人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那么非法人组织的权益该如何保护呢？法院对于这类案件一般也不认可精神损害赔偿。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越来越多的此类侵权案件，审理中一再的以法律并无明文规定为由对非法人组织的权利不加以保护也是不妥的。
三、精神损害的赔偿标准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标准，在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主要是赋予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力。所以往往出现了不仅是不同法院，就是同一法院不同法官在受理同类案件时，其结果都不一致。还有些性质相同、情节相似、后果亦类似的案件，其赔偿的差距也很大。而且从此类案件的审判结果来看，普遍都存在当事人请求赔偿数额与判决赔偿数额悬殊太大的问题。这些在现实中遇到的问题都说明我国立法在这方面的缺陷。
遇到这类精神损害赔偿案件，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有一定的原则供遵循，并考虑相关因素，以期减少法官的自由性，做到合情合理、平等的保护被侵害者的权利。而这些原则和相关因素则应以法律的形式作出规定。笔者认为，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遵循的原则和考虑的因素主要是：
（一）、确立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原则
1、物质赔偿与非财产赔偿并重原则。这是笔者的观点。有的学者主张金钱救济的有限性与辅助性，认为“只有金钱赔偿对于受害人的受到侵害的精神和心理状况之恢复正常确有必要时，才应当考虑金钱赔偿。”[2]但是对于这个“必要”怎样认定时，却在司法实践中也很难操作。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追究精神损害的民事责任，一般主要先考虑非财产责任方式，即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的方式，其次再根据需要考虑要不要适用财产性责任方式。但是我认为，我国的这种“主用式”[3]（主要适用非财产责任方式）的原则，并不能很好的维护受害人的权益。简单地来说，法律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惩罚性。如果受害人通俗地讲只是要讨个说法，要求侵害人赔礼道歉，而侵害人迫于法律或舆论向被侵害人并不诚恳的赔礼道歉，其实这对于受侵害人的精神损失可以说无任何意义。而对于侵害人来说，这种假意的赔礼道歉对他来说也并没有什么损失。而采用金钱赔偿的法律救济手段，更加突出体现了法律的惩罚性，也给侵害人以警戒。
按照“主用式”的解释，既然精神损害是一种无形损害，就很难用物质尺度来衡量其受损害的价值，受害人由此要求获得财产权利无法做到等价有偿，这就导致难以根据精神损害的程度来相应地、准确地确定赔偿数额的大小。所以，处理精神损害纠纷首先必须考虑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非财产责任方式，其次才考虑要不要适用赔偿损失的财产责任方式。其实，这一理由却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不完善，在实践操作中的无依据性。
2、精神损害数额应逐步提高原则。我国目前普遍存在判决赔偿数额过低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悬殊的问题。为更好地体现精神损害赔偿的功能，解决这一问题，应对赔偿数额有所提高，而不能只是象征性的给予一点补偿。当然提高数额也是有限度、有根据的。审判人员不能一味的满足受害人的漫天要价，但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确实应当有所提高，并确定一个基数。在这个方面，广东省通过的地方性法规《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先行一步，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起点数额是5万元人民币，应当说，这是个很有意义的尝试。
3、法官自由裁量原则。这一原则赋予法官在处理精神损害赔偿案件时的自由裁量权。由于精神损害并不象财产损害那样容易判断，所以，在进行精神损害量的评价，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就必须赋予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力。按照这一原则，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可以根据法律和事实情况来合理的确定赔偿数额。
（二）、确立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因素
对赔偿数额的确定，审判人员在按上述原则指导操作的同时，还应着重考虑案件中的一些相关因素。这些因素有法定因素也有酌定因素，确定赔偿数额时，应考虑以法定因素为主，酌定因素为辅，两者互相结合，不可偏废，才能做到公平合理，否则有可能显失公平。
1、法定因素
（1）、侵害人过错程度。侵害人的过错主要是指侵权人主观上的故意或过失的心理状态。一般而言，在因过失、无知或无意侵犯他人精神利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失的情况下，侵权人承担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比故意或恶意侵害他人精神利益造成同样严重的精神损失时要轻一些，即后一侵权人比前一侵权人应支付更多的精神损害赔偿费。
（2）、侵权人是否获利，获利数额多少。
（3）、侵权行为的方式、场合和范围。这主要是指侵犯精神利益的行为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的场合和范围内实施，会对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多少产生影响。一般而言，在朋友间或家庭中等小范围内侵害他人精神权益与在单位中或公共场所侵害他人精神权益之间；用口头散布与用大小字报、报刊杂志散布侵权言论之间，后一类侵权行为的侵权人应比前一类侵权行为的侵权人承担更多的数额。
（4）、受害人精神受损害的程度和后果。即受害人精神痛苦的轻重。对不同程度的精神损害作出相应的损害赔偿数额，以示公平合理。
（5）、侵权行为的社会后果和社会影响。如果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大或社会后果严重，则应多赔；相反则少赔。
2、酌定因素
（1）、当事人主体的类别。法人或其他组织作为侵权主体，其致人精神损害的后果和影响，比公民要严重的多，一般应多赔；知名人士或新闻传播者致人精神损害的后果和影响，比一般公民要严重的多，一般也应多赔。
（2）、社会状况的影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展呈现出各式各样的社会状况。改革、开放的格局使我国物价、工资、公民的收入等可能不断变化。社会现状的诸种因素直接决定着社会的影响。因此，它或多或少会反映到精神损害赔偿数额问题上来。
（3）、诉讼时当地的经济状况。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精神损害赔偿纠纷若发生在经济较为不发达的边远山村，几十元的赔偿数额可能就会平息纠纷。反之，若发生在经济发达的地区，类似的纠纷，裁判上千元的赔偿数额，受害人亦不一定能够服判息诉。所以，在确定赔偿数额时，要因地制宜，酌情考虑诉讼时当地的经济状况，结合其他因素，合情合理地确定一个具体数额。
也有人把加害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能力，即其经济状况作为确定赔偿数额时应考虑的因素[4]。笔者认为，加害人的经济状况不能作为考虑因素，不能因为加害人经济状况条件差，就赔的少，同时，也不能因为加害人经济条件好就赔的多。
另外，受害人的社会地位也不宜作为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标准或参考依据，否则，将在司法实践中造成鼓励人格不平等的既定事实，这与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是相违背的。
以上关于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原则和考虑因素也只是一些原则性的定义，只是作为司法实践原则性指导。为了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笔者认为虽然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一个统一标准目前比较困难，但是在地区范围内确定一个统一的赔偿数额标准却是可行的。各地区可以通过地方性法规，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制定出当地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限额。比如说，经济发达地区可以经济欠发达地区也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另一个赔偿标准，从而形成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在一定地区的相对的统一性。


注释：

[1] 吴建依：《论精神损害赔偿》，《当代法学》，2000年第2期，第35页。
[2] 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