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2004年)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
黑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20号
《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黑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的决定》已由黑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04年12月1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5年1月1日起施行。
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4年12月18日
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黑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的决定
（2004年12月18日黑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黑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了省人大农林委员会提出的《黑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修正案（草案）》，决定对《黑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作如下修改：
将第四十三条修改为：“违反本条例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委托的部门和林业局以上的森林工业管理部门执行。”
本决定自2005年1月1日起施行。《黑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正后，重新公布。
黑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
（1995年8月23日黑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1997年12月16日黑龙江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修改
根据2004年12月18日黑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黑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森林法实施细则》，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辖区内从事森林资源保护、培育、利用、管理以及改变森林资源生态环境的活动，必须遵守本
条例。
森林资源，包括林地、林木以及森林生态环境下所形成的生物资源。
林地，包括有林地、疏林地、灌木林地、采伐迹地、火烧迹地、苗圃地和依法确认的其他林业用地。
第三条 省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省林业工作。市（行署）、县（含县级市、区，下同）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林业工作。乡（含镇，下同）人民政府设林业工作站或专职人员负责林业工作。
省森林工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系统林业工作。
大兴安岭森林工业管理部门负责本系统林业工作。
其他有关部门可按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管理本系统林业工作。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林业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建立保护培育森林资源和发展林业经济领导任期目标责任制。
各级人民政府每年应当从地方财政中适当安排资金扶持林业发展。
第五条 林业建设实行以营林为基础，普遍护林，大力造林，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的方针，逐步建立林业生态体系
和林业产业体系。
林区应当加快速生丰产林基地建设，大力发展木材综合利用，实现林业工业化，调整产业结构，实行多种经营。
平原地区应当在统一规划下，加速营造防护林、用材林、经济林和薪炭林，逐步增加覆盖率。
第六条 对保护、培育、合理利用、科学管理森林资源以及发展林业生产，开展林业教育和科学研究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森林、林木、林地权属
第七条 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经营管理的森林、林木、林地，为国家所有。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其所有的土地上营造的林木，为集体所有。
机关、团体、部队、学校等单位，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批准的用地范围内营造的林木，为造林单位所有。
第八条 农村居民在已确认的房前屋后、自留地、自留山、薪炭林地营造的林木，为营造者所有，承包荒山荒地造
林的，按照承包合同的约定确定林木所有权。
个人所有的林木允许继承、转让和出卖。
第九条 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与乡、村或者其他单位联合经营的森林，林地仍为国家所有，共同支配林木收益。
单位与单位、单位与个人、个人与个人联合营造的林木，为联合营造者共有。
第十条 义务植树按国务院《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实施办法》和《黑龙江省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实施
细则》的有关规定确定林木所有权。
第十一条 国家和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个人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地，由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登记造册，报同级人民政府核发《林权证》，确认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国有森林工业由国家授权的部门核发《林权证》。已领取《林权证》的国有林业单位，不需再办理《土地证》。
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和集体经济组织，应当按《林权证》所确定的面积及其界线，严格守界经营，未经上级主管部门和原批准机关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变更。
权属发生变更时，应当到原发证机关更换《林权证》。
第十二条 森林、林木、林地权属发生争议时，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
森林工业企业单位与其他森林经营单位发生权属争议时，由省人民政府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处理。
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解决以前，任何一方不得砍
伐有争议的林木和抢占有争议的林地。
第三章 森林保护
第十三条 国家建设占用国有林地和征用集体林地及其他必须使用林地的，应当到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和林业局以上森林工业管理部门办理《改变林地用作许可证》
后，再依法办理土地等有关手续。
森林经营单位在其经营的林地内修筑为林业生产服务的工程设施和多种经营使用的林地，按照上级主管部门批准
的文件执行。
第十四条 禁止毁林开垦和毁林采石、挖沙、取土等违法行为。已在森林经营施业区内擅自开垦的林地，应当由所
在森林经营单位限期收回。
第十五条 严禁盗伐、滥伐森林、林木。
严禁毁林养蚕、毁树采集林木种子和在活立木上扒树皮等毁林行为。
第十六条 养木耳应当推行新技术，充分利用采伐剩余物，不准砍伐柞林和使用成材柞木做木耳段。
林区种参应当在采伐迹地、火烧迹地、疏林地、林间空地种植，或实行林参间作。不得毁林种参。
第十七条 严禁木材经营和加工厂点收购盗伐木材。
在林区开办木材经营和加工厂点必须征得所在施业区林业单位的同意，向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和林业局以上森林工业管理部门申领《木材经营、加工许可证》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方可核发木材经营和加工厂点营业执照。
第十八条 严格保护国家确定的一、二级保护树种。需要采伐利用的，国家一级保护树种，须经国家林业部批准;国家二级保护树种，须经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森林工业行政主管部门、大兴安岭森林工业管理部门批准。
采集野生药材和经济植物，应当保护植物资源。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林业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加强林政、公安、护林队伍建设。
第二十条 森林防火、森林植物检疫、森林病虫害防治、林木种子管理、野生动植物保护、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城市绿化管理，按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
执行。
第四章 森林经营管理
第二十一条 森林划分为防护林、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特种用途林，可以结合森林经理调查划分为生态保护、速生丰产、常规管理3种类型经营区，实行科学经营。
第二十二条 森林资源应当实行资产化管理，有偿使用。国有森林资源资产应结合森林经理复查定期进行评估。
第二十三条 各级林业部门负责组织森林资源调查工作，建立森林资源档案，编制森林经营方案，掌握森林资源
变化情况。
第二十四条 各森林经营单位应当按用材林消耗量低于生长量和其他林种合理经营、永续利用的原则，严格控制森林年采伐量，对森林资源消耗实行全额管理。
第二十五条 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森林资源审计制度，在其单位主要负责人任期、采伐限额执行期、森林经理期结束时，应当进行审计。
第五章 植树造林
第二十六条 到本世纪末，全省森林覆盖率应当达到40%以上，其中山区不低于70%，半山区不低于40%，平原区不低于10%。
各级人民政府根据省森林覆盖率总目标确定本辖区森林覆盖率的目标，制定实施规划，明令公布。
第二十七条 城镇和乡村应当按照造林规划，因地制宜地营造用材林、防护林、经济林和薪炭林。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组织各系统、各单位和负有义务的公民，完成法定的植树任务。
第二十八条 农垦、畜牧、铁路、交通、水利等部门，应当按因地制宜、因害设防的原则，积极营造防护林。煤炭、造纸等部门，应当营造坑木、造纸等用材林和原料林。
第二十九条 植树造林应当遵守造林技术规程，实行科学造林。县级人民政府和国有森林工业企业每年应当对植树造林组织验收，核实造林面积和成活率、保存率。
第三十条 建立林业基金制度。林业基金按规定权限分级管理，专款专用。
林业基金的提取标准和管理、使用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十一条 采伐林木应当提取育林基金。育林基金的具体提取和使用办法，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章 森林采伐和木材运输
第三十二条 森林、林木实行限额采伐。省森林工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大兴安岭森林工业管理部门，综合本系统森林采伐限额，在报国家林业部同时报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各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和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委托的部门，均综合本系统森林采伐限额，逐级报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汇总全省森林采伐限额，经省人民政府审核后，上报国务院批准。经国家批准的森林采伐限额指标，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超过。
第三十三条 采伐森林、林木，必须进行伐区调查设计，凭《林木采伐许可证》进行采伐。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树木除外。
第三十四条 《林木采伐许可证》的审发: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的由本系统上级主管部门审发;乡村集体和个人承包的，由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发;铁路、公路护路林的更新采伐，属铁路、公路部门营造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审发;其他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由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部门审发。
第三十五条 森林采伐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森林采伐更新管理办法》，皆伐面积比重应当严格控制。采伐后必须不晚于次年完成更新。
第三十六条 运输木材必须持有木材运输证件。具体办理木材运输证件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铁路、公路、航运部门应当凭木材运输证件承运木材。
第三十七条 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林区设立或者变更木材检查站。检查人员在执行木材检查任务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
林业执法人员可以进入车站、码头、货场和木材市场进行检查。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未办理《改变林地用途许可证》占用、征用林地的，责令停止作业，限期补办手续。对已构成非法占用林地的，处以每平方米5～15元罚款;致使森林、林木受到毁坏的，赔偿损失;补种毁坏株数1～3倍的树木或缴纳补种树木费。逾期不补办手续的，除按上述规定处罚外，立即退回所占林地。抢占有争议林地的，应当立即退出，对直接责任者处以500～1000元的罚款。
对毁林开垦和毁林采石、挖沙、取土等违法行为，责令返回占有，处以每平方米1～5元的罚款;致使森林、林木毁坏的，赔偿损失;补种毁坏株数1～3倍的树木或缴纳补种树木费。
对违法从事种植、养殖、采集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2～5倍的罚款;致使森林、林木毁坏的，赔偿损失;补种毁坏株数1～3倍的树木或缴纳补种树木费。
对砍伐柞林和使用成材柞木做木耳段的，没收木耳段和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2-5倍的罚款。
对在活立木上扒树皮的，处以每株10～50元罚款;致使树木死亡的，处以木材价值3～5倍的罚款。
森林经营单位对在其森林经营施业区内擅自开垦的林地，没有按期收回的，由上级机关对其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九条 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林区木材2立方米以下，幼树100株以下的，非林区木材1立方米以下，幼树50株以下的，防护林、特种用途林和国家确定的一、二级保护树种1立方米以下的，或者相当于上述损失的，缴回所盗木材，责令赔偿损失，补种盗伐株数10倍的树木或缴纳补种树木费，并处以违法所得3-10倍的罚款。
受雇和帮工参与盗伐以及为盗伐人提供运输工具的，处以相当于盗伐人罚款额度50%的罚款。盗伐、运输工具予以扣留，在限期内不接受处理的，可以变卖盗伐、运输工具，折抵赔偿损失和罚款。
第四十条 滥伐森林、林木，林区木材10立方米以下，幼树500株以下，非林区木材5立方米以下，幼树250株以下，或者相当于上述损失的，责令补种滥伐株数5倍的树木或缴纳补种树木费，并处以违法所得2-5倍的罚款。
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经营林业单位不执行伐区调查设计和《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超采林木，按滥伐处理，由上级林业主管部门收缴违法所得，列为育林基金。对直接责任者由其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采伐林木的单位或者个人，未按规定完成更新造林任务的，责令限期完成任务，并处以相当于所需造林费用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 在林区无《木材经营、加工许可证》私自经营、加工木材的，责令其立即停止营业，由林业和工商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对经营、加工盗伐木材的，应当没收全部盗伐木材，并处以木材价值3-5倍的罚款，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收缴《木材经营、加工许可证》。
第四十二条 无木材运输证件运输木材的，扣押其所运木材，责令限期补办运输证件，逾期未补办的，没收全部木材，并处以木材价值10%～50%的罚款。对承运单位和个人处以承运木材价值10%～30%的罚款。
运输木材的数量、树种、材种和规格与木材运输证件记载不符的，没收超过数量和不符部分的木材。
对使用伪造、涂改、倒卖证件运输木材的，没收全部木材，并对货主处以相当于木材价值10%-50%的罚款。对伪造、涂改、倒卖运输证件者，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处以非法所得2-5倍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委托的部门和林业局以上的森林工业管理部门执行。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罚没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票据。罚没款全额上缴同级财政部门。
追缴盗伐的木材、变卖所得及核收的赔偿损失费、补种树木费，返还原森林经营单位，用于恢复森林资源。
第四十六条 对拒绝、阻碍林业行政执法人员和护林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七条 对林业管理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以及林业职工玩忽职守，滥用职权，营私舞弊，弄虚作假，贪污受贿，包庇纵容违法者，参与和支持盗伐、滥伐，造成森林资源损失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一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八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上一级机关的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直接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或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九条 本条例由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应用解释。
第五十条 本条例自1998年1月1日起施行。
关键词: 公平责任 分配正义 衡量要素 适用例
内容提要: 德国法系之所以借鉴古典自然法学派的思想而创立公平责任制度，是为了在以过错责任为一般的前提下，让欠缺归责能力者例外地也承担责任。对其公平责任制度的形成史、学理基础与衡量要素的探讨，有助于澄清我国存在的一些对于公平责任基本问题的含混认识，以明确弥补损失的性质，在宽泛式公平责任与有限度的公平责任之间进行妥适的选择，并确定真正属于公平责任的情形。
公平责任中西均有，[1]且二者不无渊源。1794年的《普鲁士普通邦法》开风气之先，为世界上首部规定公平责任的法典，奥地利、瑞士、德国依次踵继之。受德国法系的沾溉，诸多其他欧洲国家也确立了公平责任。与1922年《苏俄民法典》（其关于公平责任的规定承袭了《德国民法典第二草案》第752条的衣钵）的影响有关，我国《民法通则》第132条亦设立了公平责任制度，《侵权责任法》对之未作大的更动。然而在公平责任的理解、适用例的确定等方面，我国均不乏有待澄清之点。在此背景下，为有裨我国公平责任制度的完善，考察该制度“原产地”的相应状况颇具实益。
一、从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公平责任思想到德国法系的公平责任制度
（一）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公平责任思想
1．三位权威学者的见解
凡法律制度若非率性而为，莫不以某种法律思想为其先导。公平责任制度的先导即为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公平责任思想。[2]格老秀斯、普芬道夫、托马修斯等人均探讨了侵权法问题。格老秀斯（1583-1645）首次对侵权责任作了一般条款式的阐述。其指出，错行是指与人类的共同利益或其特殊品质要求其去做的相悖的任何过错行为，无论作为还是不作为。如果此种过错行为造成了损害，根据自然法就产生了义务，即赔偿所造成的损害。[3]在强调过错乃责任前提的同时，格老秀斯也认为有时即使加害人无过错亦应赔偿。此类情形如：所有权人应赔偿其具有危险性的物品造成的损害；[4]对于在紧急状况中给他人造成的损害，如失火时在没有其他保存自己房屋的手段的情况下拆毁邻居的房屋；砍断缠住船只而别无他法解开的他人船舶的铁索或渔民的渔网，行为人也应赔偿。[5]
普芬道夫（1632-1694）认为，如果行为人以不可避免的方式对于重要情事缺乏认知，其出于非基于疏忽的错误而行为，是偶然事件在起作用，其从事了非自由意志性质的行动，事件的进程处于其支配之外，其处于强制、胁迫或者有约束力的命令之下，则不能将行动及其后果归算于行为人。因此，应判令儿童与愚人的责任不成立。归责并不简单地因因果发展而成立，毋宁说，其为评价性的判断，即如果特定的后果是由某人的理解力与自由意志引起的，其人即应对该后果负责。[6]另外，普芬道夫承认在例外情况下无过错的行为人应承担责任。此方面的见解如：紧急避险人赔偿给他人的财产造成的损害是公平原则（principle of equity）的要求；对于奴隶造成的损害，无过错的主人或者赔偿或者将奴隶交给受害人与自然公平（natural equity）相协调；动物致害时，主人即使无过错也要赔偿或者交出动物。[7]如果由于其无过错的不幸事件，富人侵害了穷人，对后者为一定的善行符合慷慨的要求。[8]
托马修斯（1655-1728）早期的见解与普芬道夫相近。[9]但在《褪下损害赔偿之诉的阿奎利亚法面具》（1703年，通常简称为《阿奎利亚法面具》）一文中，他放弃了过错原则，转而主张侵权责任的成立不以过错为前提。其认为，“正确的理性不仅主张，如同出于蓄意的意图做同样的事情，在有过失时我也应赔偿我造成的，损害，还要求如果损害是我造成的，但显然不是通过我的过错而是由纯粹的事件造成的，亦应加以赔偿。”[10]至于何以赔偿的成立不要求行为人有过错，托马修斯以公平为最根本的原因。[11]另外也自惩罚与赔偿的差异、主观权利的保护、受害人未行使防卫权而是主张赔偿等角度进行了论证。[12]值得注意的是托马修斯对于精神病人、未成年人承担责任进行的阐释。其指出，精神病人与儿童之所以应承担责任首先是因为患有精神病或未达至成年是精神病人与未成年人自己的特性，因此，由精神病或未成年引发的后果应由其自己承担而不能将不利转嫁给受害人，此为自然公平（aequitate naturali ）的体现。其次，面临精神病人或未成年人将要进行以及正在进行的侵害可以进行预防与防卫，因为前者并无侵害之权。同理，侵害发生后，可以要求由他们的财产中予以赔偿。再者，令精神病人与未成年人承担责任只涉及了其财产而未涉及其人身。[13]
2．与德国法系公平责任的异同
概括以观，格老秀斯、普芬道夫（以及早期的托马修斯）一方面主张损害赔偿的成立应以过错为前提，另一方面也承认在例外的情况下无过错亦应承担责任。为了证成后者，普芬道夫倚重的是自然公平。[14]就提及的例外情形来说，紧急状态下致害的赔偿、危险物品致害时的赔偿、主人对奴隶或动物致害的损害投偿责任与后来德国法系的公平责任并无关系：紧急状态下致害的赔偿实为牺牲责任（见本文第四部分相关论述）；危险物品致害时的赔偿属于危险责任的范畴；无过错的主人对动物所致损害的责任亦系危险责任（对奴隶致害的责任则早已丧失了存在的余地）。[15]惟普芬道夫所说的无过错的富人应对穷人进行一定的赔偿可谓宽泛式公平责任的通俗表述方式。后期的托马修斯以公平为依据放弃了过错原则，其说在总体上与现今的公平责任已无关系。不过，他以自然公平为主要理由对精神病人、未成年人责任的论证对于德国法系公平责任的确立颇具启发意义。侵害时未为防卫而嗣后可以主张赔偿这一理由后来也被一些论者用于证成无归责能力者的责任。可见，虽然三位学者的见解与后来的公平责任有着程度不一的差异，但公平责任的诸要点在其各自的学说中均已涉及：以过错责任为一般而以公平责任为例外；精神病人、未成年人致害时可成立责任，自然公平为其主要根据；当事人的贫富差异对于责任的成立有意义。
（二）德国法系的公平责任制度
《普鲁士普通邦法》第1编第6章之41-44条（ALR I 6 § § 41-44）为公平责任的肇始性规定。依其规定，若遭受了精神错乱者、痴呆者、七周岁以下的儿童的伤害，仅在不能就其监督人（Aufseher）、父母的财产获得赔偿之时，受害人可要求以加害人的财产赔偿其直接损失。[16]而此类人员所负的责任以不剥夺其必要的生活费用，并且在加害人为儿童之时尚以不剥夺用于获得与其身份相当的教育的金钱为限。[1 ]这些规定背离了过错责任原则而以“自然公平”（natiirliche Billigkeit）为根据。立法理由书并指出，无归责能力者[18]“是其行为的发动者，因此，其行为引起的损害由其财产进行赔偿是公平的”。[19]比如，就未成年人引起的损害来说，即使作为加害人的儿童的财产可以轻易地提供赔偿，也令无过错的受害人无法获得任何赔偿，显然严苛得与道德感相抵触，而借助第41 - 44条的规定，此种严苛性即以对于各方当事人来说均为适当的方式被消除了。[20]就精神错乱者、痴呆者所为的侵害而言，其理亦然。循《普鲁士普通邦法》开辟的道路，1811年《奥地利民法典》第1310条（结合第1308条）规定了精神错乱者、痴呆者及儿童的公平责任，1881年《瑞士债法典》第58条亦规定了无归责能力者的公平责任。前者较为周详，于 1310条提及了加害人是否有（自然意义上的）过错、受害人是否出于对加害人的保护未采取防卫措施、加害人与受害人的财产状况三项用于衡量责任是否成立的要素。后者则颇惜墨，只有简单的一句：“出于公平的考虑，法官可例外地判令造成损害的无归责能力者部分或全部地予以赔偿。”[21]
德国法的公平责任制度出现得较晚但影响更大，其创制过程亦一波三折。预备委员会（1873年成立）时期，von Ktibel起草的分编草案债法部分第15号第8条（TE-OR Nr. 15 § 8）规定了儿童及处于欠缺意志决定自由状态中的其他人的公平责任。第一委员会将其删除，理由是此种规定不正当地背离了一般法律原则（指过错原则），且与共同法的做法不相契合。另外，该规定让法官留意迫切的公平考虑，但是并未提供确定的裁判规范相助。[22]公平责任的废弃激起了强烈反弹，第二委员会（1890年成立）遂决定重新引人之，并将其适用范围拓展至一切无过错致害的情形，而不再以无归责能力者致害为限。具体来说，二草第752条第2款规定了无归责能力者的公平责任，第1款则规定：“由于故意或过失不成立而在第746条至第748条[23]规定的情形中对其引起的损害不负责任者，在根据案件的情事尤其是当事人的状况赔偿为公平所要求的限度内，和不剥夺维持其适当的生计以及履行其法定扶养义务所需要的金钱的限度内，仍然应当赔偿。”在表决过程中，曾有若干委员对此种宽泛式公平责任提出反对意见。其理由如：此举放弃了已经取得的成就而返回较早发展阶段的原始观念；如此一来，以公平为由，人们即会处于这样的领域，“在此领域内，不再是确定的法律概念，而是多少有些变幻不定的道德原则与礼仪原则起决定作用”。[24]反对者在表决时落败，但受其影响，1895年，联邦参议院将二草752条第1款删除，而将第2款改作三草的第813条。[25]次年，三草被提交帝国议会审议，第813条得以通过，是为《德国民法典》第829条。该条规定：“以不能从负有监督义务的第三人那里获得损害赔偿为限，在第823条至第826条所称情形之一里依照第827条、第828条对其引起的损害不负责的人，在根据情事特别是根据当事人的状况赔偿为公平所要求的限度内，和不剥夺其为维持适当的生计以及为履行法定义务所需要的金钱的限度内，仍必须赔偿损害。”至此，立法者回到了von Kubel草案的立场，往远处说，则是回到了普通邦法的立场。
二、学理基础
古典自然法学者以及《普鲁士普通邦法》等法典的立法理由对于被当作责任根据的自然公平并未作深入挖掘，而是点到即止。在此背景下，关于欠缺归责能力者[26]承担责任的学理基础为何，德国法系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释。
（一）公平责任学理基础的诸说[27]
1．引起说
《德国民法典》颁布前后，有些学者提出了引起（Verursachung）说为公平责任作学理上的阐释。比如，Gierke认为，德意志古法中12岁以下未成年人与愚人的损害赔偿责任以弱化的形式被晚近的民法典采用。就《德国民法典》第829条规定的无归责能力者的责任来说，其法律根据仅在于违法行为引起了损害。在此，责任的承担与过错无关，因为在概念的层面上无归责能力者的过错已经被排除了，并且不能认同让责任取决于与有归责能力者的过错相类似的意思欠缺的成立。[28]
2．经济承受力说
公平责任制度确立以来，一直有人专注于自双方当事人的财产状况、经济力量的角度为其提供说明。奥地利学者Unger为此方向上的早期代表。Unger认为，公平责任的真正内在正当化基础并非主观的、伦理性的因素，而在于客观的、社会性的因素。损害负担的分配理由是双方当事人的财产状况。双方均无过错的损害由根据财产状况较容易承受的一方承担。因此，赔偿取决于经济承受力。富裕与贫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法律范畴。不过，此与现代的人道主义发展相适应，人道主义观念认为国家的任务包括尽力帮助经济上的弱者，并且在私法领域内，如果看来可以忍受并且适当的话，也实现财富使人负责（richesse oblige）的原则。[29]
3．具体的公平说
有些论者固守公平理念，认为公平责任的根据即在于公平。Hedemann最早提出了此种见解。他的论述是基于对Unger观点的反驳而进行的，认为经济承受力说或曰财产使人负责的思想可能是吸引人的，但是不能涵盖所有依据公平责任处理的案件。其指出，某些案件的生命力也源自第三项原则即公平责任，[30]但与一方富裕而另一方贫穷并无关系。比如依《奥地利民法典》的规定，法官应当考虑“是否受害人出于对加害人的保护未采取防卫行为”。其他法典编纂则至少有意识地以当事人的“状况”，而不仅仅以“财产状况”为立足点。[31]既然经济承受力说以偏概全，公平责任的唯一特征只在于公平。虽然很有弹性，它却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如同合同法中的诚实信用公式。为从单纯的任意中得出审慎的、指明方向的路线而需要的确定性在于个案诸情事的现实性，亦即在于作为特定情态（Groβe）的具体状况。因此，现代损害赔偿法的第三根支柱应当被描述为具体的正义原则。[32]在Hedemann之后，Schirmer、 Leh-nertz等人亦采具体的公平说，但均语焉不详。譬如，Lehnertz只是从无归责能力者没有侵害他人之权，相反，他人享有不受别人侵害之权的角度进行了论说。[33]
4．危险责任说
有人认为公平责任实为危险责任。此种见解的代表人物Larenz与Canaris并提出了两点理由：首先，患精神病或未成年并因此而无侵权能力或仅有限制侵权能力者由于同样的原因对别人构成了特殊危险。另外，突然丧失意识之人总是构成现实的客观、具体的瑕疵说[34]意义上的危险源。其次，在第829条的范围内涉及的是不幸损害分配，因此涉及的是危险责任的中心任务。[35]在突然丧失意识者给别人造成损害的情况下，涉及的显然是不幸损害的分配。在适用第829条的其他场合，涉及的同样为不幸损害分配，因为违法但无过错的行为在侵权法的意义上亦被视作单纯的不幸。[36]
